尽管DNA在细胞核内被紧密包装和保护，但它不断受到来自正常代谢过程或辐射、化学物质等外部应激源的损伤威胁。为了应对这种情况，细胞依赖于一个复杂的修复机制网络。当这些系统失效时，DNA损伤会累积，损害细胞功能，并导致癌症、衰老和退行性疾病。 一种特别严重的DNA损伤形式是所谓的DNA-蛋白质交联物（DNA–protein crosslinks, DPCs），即蛋白质附着在DNA上。DPCs可能由饮酒、接触甲醛或其他醛类物质，或由参与DNA复制和修复的酶发生错误而引起。由于DPCs在细胞分裂过程中会阻碍DNA复制，从而可能导致严重错误，因此DNA-蛋白质交联物对基因组完整性构成严重威胁。 酶SPRTN通过切割DNA-蛋白质交联物来移除DPCs。SPRTN功能障碍，例如因突变所致，可能使个体在青少年时期易患骨骼畸形和肝癌。这种罕见的遗传性疾病被称为Ruijs-Aalfs综合征。其潜在机制仍知之甚少，且没有特异性疗法。 泄漏的DNA引发免疫警报 现在，由法兰克福歌德大学生物化学II研究所的Ivan Ðikić教授领导的研究团队证明，功能性SPRTN酶的缺失不仅导致细胞核内受损DNA的积累。通过细胞培养实验和基因修饰小鼠，他们发现，此外，来自细胞核的DNA还会泄漏到细胞内部（即细胞质）中。该研究发表在《科学》期刊上。 细胞质中的DNA被细胞识别为危险信号，因为这种DNA通常来自入侵的病毒或细菌，或来自恶性转化。因此，细胞质DNA通过启动所谓的cGAS-STING信号通路来激活防御机制。此外，细胞会释放吸引免疫细胞的信使物质，导致慢性炎症。 慢性炎症与衰老效应 这个由法兰克福领导的研究团队观察到，这种慢性炎症反应在小鼠胚胎中尤为明显，并在成年后持续存在，特别是在肺和肝脏中。结果，小鼠过早死亡或表现出与Ruijs-Aalfs综合征患者相似的早衰迹象。阻断相关的免疫反应缓解了许多症状。 "未修复的DPCs具有更广泛的系统性后果，"Ðikić解释道。"它们不仅损害基因组稳定性，还会驱动可能显著影响寿命的慢性炎症。" 为靶向疗法打开大门 这位医生兼分子生物学家看到了开发疗法的潜力："除了Ruijs-Aalfs综合征，还有其他罕见的遗传性疾病中DNA-蛋白质交联物起着重要作用。通过我们的工作，我们也为这些疾病未来的治疗方法奠定了重要基础。" "通过研究这些罕见疾病的潜在机制，我们发现了DNA损伤、炎症反应和生物体寿命之间的新联系。这也增进了对衰老生物学的理解。"（生物谷Bioon.com） 参考文献： Ines Tomaskovic et al, DNA-protein cross-links promote cGAS-STING–driven premature aging and embryonic lethality, Science (2026). DOI: 10.1126/science.adx9445.

蛋白质工程的搜索空间随着复杂性呈指数级增长。一个仅有100个氨基酸的蛋白质就有20100种可能的变体——比可观测宇宙中的原子数量还要多。传统的工程方法可能测试数百种变体，但将探索限制在序列空间的狭窄区域内。最近的机器学习方法通过计算筛选实现了更广泛的搜索。然而，这些方法仍然需要数万次测量，或者5-10轮迭代。 随着这些基础蛋白质模型的出现，蛋白质工程的瓶颈又回到了实验室。对于一个单一的蛋白质工程项目，研究人员只能有效地构建和测试数百种变体。如何选择这数百种变体，才能最有效地发现功能显著增强的进化蛋白质？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研究人员开发了MULTI-evolve，这是一个高效的蛋白质进化框架，它应用在约200种变体的数据集上训练的机器学习模型，这些变体特别专注于功能增强突变的成对组合。 这项发表在《科学》杂志上的工作，代表了Arc研究所首个用于生物设计的"实验室-循环"框架，其中计算预测和实验设计从一开始就紧密集成，反映了对人工智能引导研究的更广泛投入。 从成对相互作用中学习 进化蛋白质涉及两个基本步骤：找到有益的突变，然后将它们协同组合。在开发这种方法的早期，研究团队意识到，仅靠单突变数据训练的神经网络无法可靠预测哪些多突变组合会有效。这些模型缺乏关于突变如何相互作用的信息，而且大多数随机变体的大型数据集没有用处，因为绝大多数突变不会增强功能，因此测试数千个随机变体主要教会模型什么是无效的。 研究人员的见解是专注于质量而非数量；首先识别大约15-20个功能增强的突变（使用蛋白质语言模型或实验筛选），然后系统地测试所有这些有益突变的成对组合。这会产生100-200次测量，并且每一次测量都有助于学习有益的上位相互作用。 团队使用已发表研究中的12个现有蛋白质数据集对此进行了计算验证。仅用单突变和双突变数据训练神经网络，他们发现模型能够准确预测所有12个不同蛋白质家族中复杂的多突变体。即使将训练数据减少到可用数据的10%，这一结果依然成立。 在双突变体上训练之所以有效，是因为它们揭示了上位效应。一个双突变体可能表现优于其各部分之和、低于预期，或与预测完全一致。这些成对相互作用模式教会了模型突变组合的规则，使得模型能够外推预测哪些包含5、6或7个突变的组合将协同作用。 随后，团队将MULTI-evolve应用于三种新的蛋白质：APEX、用于反式剪接的dCasRx以及抗CD122抗体。对于dCasRx，他们从一个包含超过11,000种变体的深度突变扫描开始，仅提取功能增强的突变，并测试它们的成对组合——这证明了战略性数据筛选对于高效工程的价值。 每一项都只需在一轮实验中测试100-200种变体来训练模型，这些模型准确预测了复杂的多突变体，将传统上需要5-10轮迭代、耗时数月的过程压缩到了数周。 MULTI-evolve循环 MULTI-evolve将三项创新整合到一个端到端的框架中。 （1）组合蛋白质语言模型实现有效的突变发现。虽然单一突变可以改善蛋白质功能，但功能的显著提升需要组合多个突变。先前的工作已经证明蛋白质语言模型零样本方法能够预测哪些突变可能改善功能，但任何单一方法都只能识别出少数可用于生成高阶组合变体的突变。为了识别许多功能增强的突变，团队的解决方案是组合来自几个不同模型的预测，一些分析蛋白质序列，另一些分析3D结构，并采用两种评分方法。在73个不同的蛋白质数据集上测试，他们发现他们的方法平均识别出约20个有益突变，而任何单一模型平均约11个。当他们将这种方法应用于APEX时，识别出了A134P突变，该突变使活性提高了53倍。基于标准蛋白质语言模型的方法会系统地错过它，因为它们会惩罚脯氨酸替换。团队的一种集成评分策略涉及标准化氨基酸特异性偏差，比如这种针对脯氨酸替换的偏差，这使得A134P成为一个候选，否则它会被忽略。 （2）神经网络预测哪些组合效果最佳。下一步是确定，在获得一组有益的单突变体和成对双突变体后，将它们组合成包含多达七个突变的多突变变体的最有效方法。通过计算基准测试，团队证明全连接神经网络能够通过主要在单突变和双突变体上训练来可靠地预测多突变体的活性。在12个不同的蛋白质数据集上，他们的模型有一半以上的时间正确识别了表现最佳的变体。在实践中，他们证明MULTI-evolve能够识别出跨三种不同蛋白质、包含多达七个突变的超活性变体。他们通过一轮机器学习设计了多突变变体，模型在一个约200种战略性变体的紧凑训练集上训练，并且他们实验测试了少至九个提出的候选变体。 （3）MULTI-assembly方法实现快速合成。另一个瓶颈是构建和测试预测的变体。商业DNA合成昂贵且缓慢，特别是对于复杂的多突变体。现有的多点诱变实验室方法效率低，且寡核苷酸设计主观，可能导致结果不可靠。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研究人员开发了MULTI-assembly，一种高效构建复杂变体的多点诱变方法。通过系统优化反应条件、寡核苷酸设计和组装参数，他们对于跨越数千碱基、包含多达九个突变的变体实现了40-70%的组装效率。他们还开发了一个计算寡核苷酸设计器，该设计器以目标突变为输入，并输出为高效组装优化的引物。所有这些都可以在数天而不是数周内完成。 亲自尝试MULTI-evolve MULTI-evolve框架是模块化的，并将随着该领域的进步而改进。更好的蛋白质语言模型将增强突变发现，并且该方法自然地与其他设计工具集成，优化计算设计的蛋白质或治疗候选物。 团队已将MULTI-evolve作为开源工具提供，该工具处理蛋白质语言模型预测、神经网络训练和MULTI-assembly寡核苷酸设计。无论您是在研究酶、基因组编辑器还是治疗性蛋白质，该框架都提供了一条从初始突变到优化多突变体的系统路径。（生物谷Bioon.com） 参考文献： Vincent Q. Tran et al. Rapid directed evolution guided by protein language models and epistatic interactions, Science (2026). DOI: 10.1126/science.aea1820.

对于初始不可切除肝细胞癌（uHCC）转化治疗后病理学完全缓解（pCR）的预测，术前仍具挑战。 2026年2月26日，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孙惠川、徐彬团队联合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宋天强、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陈拥军教授等团队在Hepatology 在线发表题为“Deep learning-assisted tumor radiomic dynamics on MRI predict pathological complete response in HCC undergoing immune-based therapy followed by hepatectomy”的研究论文。该研究旨在开发并验证一个整合临床病理学特征与肿瘤影像组学特征的模型，以预测pCR。在这项多中心回顾性研究中，从基线、治疗后及差值（变化）磁共振成像（MRI）中提取时序影像组学特征。血清甲胎蛋白（AFP）反应率计算为log₁₀（术前AFP）/log₁₀（基线AFP）。采用单变量分析、共线性评估、LASSO回归和随机森林进行特征选择。对14种机器学习模型进行了基准测试，并通过综合指标——曲线下面积（AUC）、阴性预测值（NPV）、阳性预测值（PPV）、敏感性、特异性、校准曲线和决策曲线分析——评估其性能。 结果显示模型在一个训练队列（n=78）、一个内部测试队列（n=32）和一个独立验证队列（n=44）中进行了开发与验证。差值影像组学模型在预测病灶水平pCR方面，其性能显著优于基线模型（测试集AUC：0.835 vs. 0.483，p<0.05；验证集AUC：0.783 vs. 0.434，p<0.05）和术前模型（测试集AUC：0.685，p<0.05；验证集AUC：0.506，p<0.05），显示出更优的预测性能和泛化能力。值得注意的是，在预测患者水平pCR时，该影像组学模型也表现出稳健的区分能力，在测试集和验证集中的AUC分别为0.819和0.781。结合影像组学特征与AFP反应率的联合模型在预测病灶水平pCR方面取得了更高的AUC，测试集为0.920，验证集为0.857。综上，动态影像组学变化能有效预测uHCC转化治疗后的pCR。将差值影像组学特征与AFP反应率相结合可显著提升预测性能，为评估pCR提供了一种无创方法，并可能指导个体化治疗决策。 肝细胞癌（HCC）是全球第六大常见恶性肿瘤及第三大癌症相关死亡原因。对于早期患者，手术切除可提供50–70%的5年生存率。然而，超过70%的患者在初次诊断时已处于中期或晚期HCC。 全身性治疗方案（例如阿替利珠单抗-贝伐珠单抗、阿帕替尼-卡瑞利珠单抗），无论是单独应用还是联合经动脉化疗栓塞（TACE）和肝动脉灌注化学治疗（HAIC）等局部治疗手段，均已实现较高的客观肿瘤缓解率。这使得一部分初始不可切除的HCC（uHCC）患者能够在转化治疗后接受根治性手术切除。 在接受转化治疗并随后切除的患者中，约10–40%可达到病理学完全缓解（pCR），其2年无进展生存期（PFS）显著优于未达到pCR的患者（59.3% 对比 38.3%，p = 0.045）。然而，pCR的明确诊断完全依赖于肿瘤标本的组织学评估，而这一信息在术前无法获取。此外，影像学评估与病理学缓解之间常存在显著差异，使得术前影像学难以精确预测pCR。值得注意的是，研究表明，对于已达到影像学完全缓解的患者，手术切除相较于非手术治疗可能并未带来显著的生存获益。目前，尚缺乏可靠的术前方法来预测pCR。 实验流程图（图片源自Hepatology ） 影像组学是一项新兴技术，它通过从医学图像中高通量提取纹理、形态及功能异质性等定量特征，并结合人工智能算法来分析肿瘤的生物学行为。与依赖增强程度这一单一参数的传统影像评估方法（如mRECIST标准）不同，影像组学能够挖掘上千维度的亚视觉特征。这实现了对肿瘤微环境空间异质性及治疗反应动态演变的全面量化。既往研究已证明，基于动脉期增强的影像缓解深度来预测pCR存在局限性，因其忽略了肿瘤异质性。相反，一项结合动脉期和延迟期磁共振成像（MRI）影像组学特征的全身治疗反应模型已被证实能显著提高疗效预测的准确性，并在不同医疗中心间展现出对缓解分层的普适性。 基于此背景，作者提出假设：影像组学特征可在肝切除术前预测pCR的达成。本研究通过整合多种影像组学特征（如动态增强模式、弥散加权成像的表观弥散系数异质性以及平扫图像特征）构建了一个预测模型。研究旨在检验该影像组学模型预测pCR的有效性，并探讨纳入肿瘤标志物反应信息对预测准确性的影响。 原文链接：https://journals.lww.com/hep/110.1097/HEP.0000000000001724

识别进化上遥远的抗菌肽(AMPs)对于发现尚未开发的临床候选药物以对抗抗生素耐药性至关重要。现有的实验和计算方法受限于它们对已知AMPs序列同一性的依赖，缺少远缘同源物。 2026年3月3日，香港中文大学李煜、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戴磊共同通讯在Nature Biomedical Engineering在线发表题为“Uncovering evolutionarily remote and highly potent antimicrobial peptides with protein language models”的研究论文。该研究开发了一种用蛋白质语言模型，用以揭示进化上遥远而高效的抗菌肽。 在这里，研究人员提出了一个端到端的机器学习框架，该框架被称为蛋白质语言驱动的分层多任务深度森林(HMD-AMP ),用于AMP预测和发现。通过管理具有挑战性的训练集和利用微调的蛋白质语言模型(PLM)，HMD-AMP捕捉肽序列中的进化和功能模式。对于AMP分类和功能类型预测，它在Matthews相关系数(MCC)方面优于以前的方法10%以上，实现了高分辨率AMP发现 抗生素的过度使用导致了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的出现和蔓延，给医疗保健系统带来了显著的挑战。抗菌肽(AMPs)是抗生素最有希望的替代品之一，可有效控制耐药病原体，因为它们在自然界中已经存在了数百万年，几乎没有或只有有限的耐药性。近几十年来，AMPs引起了广泛的研究兴趣。AMP发现的科学贡献包括广泛的湿实验室研究。虽然湿式实验室研究对该领域的知识发现至关重要，但其有限的通用性使得大规模评估AMPs变得困难。随着统计和计算方法的进步，为AMP发现开发了机器学习框架。 然而，计算方法有几个主要的挑战。已知的AMP仅代表肽序列空间的一小部分，短肽可以快速进化，导致AMP具有高度不同的序列。识别进化上偏远的抗菌肽对于理解抗菌肽的结构和功能以及阐明治疗机制至关重要。然而，目前的AMP发现方法很难检测到与已经表征的AMP不同的远程和有效的AMP。此外，大多数抗菌数据库仅包含阳性(抗菌)序列，因此很难生成高质量的阴性样本。最后，虽然天然抗菌肽(动物先天免疫的关键成分)数量丰富，而且通常有效无毒，但最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微生物来源的抗菌肽上，可能忽略了来自宿主基因组的抗菌肽。 发现高效AMPs的工作流程（图源自Nature Biomedical Engineering ） 在这里，研究人员介绍了HMD-AMP，一种基于蛋白质语言模型的AMP发现方法。HMD-AMP在识别进化上距离较远的AMP方面优于以前的方法，并能够从宏基因组数据中发现未知和高度有效的AMP。应用于九种哺乳动物的宿主和肠道微生物基因组，HMD-AMP揭示了超过3700万个预测的AMP。在经过实验验证的91个高可信度序列中，74个显示出很强的抗菌活性，48个在进化上与已知的抗菌肽相距甚远。这些抗菌肽中的四种在低有效浓度下表现出广谱抗菌活性，并表现出低毒性，其中最有效的肽在小鼠腹膜大肠杆菌感染模型中表现出治疗效果。 参考消息：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1551-026-01630-w

据“合肥新站区”，3月6日上午，新站高新区与四川奥纽新材料有限公司（简称：奥纽新材料）举行聚酰亚胺电子专用薄膜生产线项目签约仪式。项目总投资10亿元。一期项目投资5亿元，入驻高端光学膜生产基地，建设透明聚酰亚胺薄膜（CPI）生产线，建成后年产量60万平方米；二期项目投资5亿元，拟建设浆料产线并扩产成膜线，建成后年产量达300万平方米。项目投产后，对打破国外柔性高端光学膜生产领域的技术垄断具有重要意义。据悉，四川奥纽新材料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于新型膜材料制造与研发的高新技术企业，自2022年企业成立以来，便与四川大学高分子学院展开深度产学研合作，凭借优秀的研发团队和先进的生产工艺，企业正在成长为国内领先的透明聚酰亚胺薄膜（CPI）制造商之一，CPI基膜产品全部指标均已达到日韩企业的同类产品水平。

据“成都中光电科技有限公司”，3月6日，成都中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都中光电）一期一线三次冷修项目点火成功。资料显示，成都中光电成立于2009年6月8日，由中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成都高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和成都工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共同出资组建，主要从事液晶玻璃基板的研发、生产与销售。公司控股股东中光电科技有限公司由中国建材集团旗下蚌埠玻璃工业设计研究院与河北东旭投资集团联合组建，通过自主创新掌握液晶玻璃基板核心工艺。该公司运营国内首条0.5mm液晶玻璃基板生产线，一期建成三条4.5代线，年产能达300万片，2011年投产后年销售收入达12亿元。产品主要配套京东方、深天马等下游面板厂商。2010年12月，国内第一片4.5代0.5mm超薄玻璃基板下线；2011年7月，0.4mm超薄玻璃基板诞生；2014年10月，成功开发0.3mm超薄玻璃基板；2016年5月，成功开发0.2mm超薄玻璃基板；2023年，又成功研发0.1mm超薄TFT-LCD玻璃基板。成都中光电党支部书记、董事、总经理邵廷荣表示，成都中光电自成立以来，始终深耕玻璃基板制造领域，凭借着对技术的执着追求和对品质的严苛把控，在行业中树立了良好的口碑。我们现有的TFT-LCD玻璃基板生产线，为众多显示行业企业提供了关键核心部件，助力显示产业的蓬勃发展。邵廷荣强调，希望在接下来Q1的生产运营中，一、做好后续烤窑升温等工作，争取早日良品下线；二、以这次技术升级为契机，进一步加强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提高生产效率；三、密切关注行业前沿动态，不断引入新的技术和理念，持续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四、继续加强管理，优化生产流程，加强团队协作，降低生产成本，让企业在智能化、绿色化的道路上走得更快、更远。

编者按美以伊战争局势紧张之际，一支神秘势力渐渐浮出水面。福克斯新闻频道5日报道，伊拉克库尔德人已在伊朗境内发动地面进攻。美以情报机构长期布局的流亡库尔德武装，正试图开辟“第二战场”以分散伊朗的防御力量，促成从内而外的政权更迭。历史积怨与现实实力的巨大鸿沟，使得这场“跨境入侵”更像是一场高风险的政治赌博：不够强大的反对派武装如何对抗伊朗正规军的重兵？伊拉克政府在安全协议与难民危机面前，又能否允许美国在其领土上点燃战火？特朗普政府试图以低成本的代理人战争达成最大战略目标，但对地区复杂性的忽视，或许正是这场有限战争走向失控的最大诱因。《凤凰大参考》深度解读。核心提要1. 美以对伊发动大规模联合空袭，旨在通过摧毁军事工业体系与打击政治领导层动摇其政权根基，但目前伊朗政权稳定性仍处于可控范围 。若大规模空袭无法迅速实现预设战略目标，美以恐将陷入伊朗预想的消耗战与持久战，导致战争走向脱离特朗普政府的预设轨道 。2. 美以秘密策划煽动流亡伊拉克的库尔德反对派武装，试图让其扮演“第五纵队”从内部颠覆伊朗政权。目前5个流亡库尔德政党已组建“伊朗库尔德斯坦政治力量联盟”，宣称要推翻现政府并谋求自决；美方试图在伊朗西部打开陆路军事走廊，利用长期布局的代理人武装挑起族群冲突与社会暴乱，以此配合外部军事压力 。3. 伊朗政权展现出较强的抗风险韧性，并通过军事打击与外交接触双管齐下遏制动乱风险。针对库尔德武装的潜在威胁，伊朗军队向其海外营地发动导弹袭击以示警告，同时早已与伊拉克政府签署安全协议，要求清理边境反对派势力，利用防御体系和正规武装力量在西部地区构筑了严密的军事屏障 。4. 尽管美以动作频频且特朗普政府仍在权衡跨境入侵选项，但策动库尔德武装颠覆伊朗政权的图谋恐难得逞。现实情况表明，库尔德反对派武装规模较小、装备羸弱且缺乏正规战经验，即便有美以空中支援，也难以动摇伊朗稳固的政权根基，其本质仅是美以分散伊朗军事资源的战术“棋子”与潜在“炮灰” 。作者丨杨玉龙 马晓霖编辑丨屈功泽 姚福祥美以目前对伊朗的打击，其目的是摧毁伊朗拥有的弹道导弹威慑能力、军事工业体系、地面防空系统以及海军战略资产等。但是，大规模空袭不足以实现美以战前设定的政权更迭目标，在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殉职后，伊朗国家政权安全稳定性仍处于可控范围内。如果美以对伊朗的大规模空袭行动未能实现其预设战略目标，陷入伊朗预想的消耗战、持久战模式，随着战事不断拖延，这场有限战争将脱离特朗普政府的预设方向。▎2026年2月28日，伊朗南部米纳卜市的一所学校发生爆炸后，人们和救援部队开始工作。图源：路透社因此，美以力图动摇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权根基，正在秘密策划煽动流亡在伊拉克境内的伊朗库尔德反对派武装，支持其跨境袭击伊朗西部地区，图谋在伊朗国内掀起社会暴乱和武装冲突。中情局与摩萨德的代理人暗战：揭秘伊朗边境的库尔德政治棋局库尔德族主要分布居住在伊朗西部地区，总人口800万，是伊朗境内人口规模较大的主要少数族群，库尔德族历史上与伊朗中央政府的矛盾积怨较深。20世纪40年代和80年代，伊朗政府曾多次与伊朗库尔德反对派武装发生大规模流血冲突，充分体现出该国库尔德问题的历史复杂性和现实矛盾纠葛。▎半岛电视台发布于2026年1月19日的一篇文章称，预估有近3000万至4000万的库尔德人主要居住在土耳其、伊拉克、伊朗和叙利亚，且在寻求建立独立国家或者自治地区以实现自治。图源：半岛电视台20世纪末以来，伊朗库尔德反对派武装在国内已失去生存空间，被迫跨境进入伊拉克库尔德斯坦地区。21世纪初以来，伊朗库尔德反对派武装曾多次跨境策划在伊朗西部地区煽动社会暴乱和反政府武装活动，但由于其武装力量规模较小，缺乏重型武器装备，且伊朗境内库尔德人响应者寥寥，其反伊朗政府的相关叛乱活动未能取得实质性进展。▎1979年8月，伊朗以“反革命”罪名处决11人。其中9人是库尔德人。在伊朗爆发伊斯兰革命后，库尔德人希望在霍梅尼的统治下获得更大的自治权，但他们的要求未得到满足。之后，霍梅尼宣布对库尔德人发动战争。图源：美国外交关系协会美国、以色列为了削弱伊朗现政权的政治安全和统治根基，长期以来秘密在伊拉克境内勾结、联络、资助流亡的伊朗库尔德反对派武装。2003年伊拉克战争结束后，美国中情局即开始长期布局伊拉克境内流亡的伊朗库尔德反对派武装，向其提供经济资助、军事援助和安全培训，试图将其作为代理人武装谋求长期化的反伊朗政府相关活动。同时，以色列摩萨德等情报组织也积极与流亡的伊朗库尔德反对派武装进行合作，伊朗库尔德斯坦民主党、伊朗库尔德斯坦科马拉党等长期接受以色列情报组织的资助和支持，负责在伊朗境内收集相关重要情报信息，并派出库尔德特工人员在伊朗境内实施爆炸、暗杀、袭击等恐怖活动。▎2018年，美国陆军少将杰米·贾拉德（左）和2018年叙利亚北部曼比季镇附近库尔德人领导的叙利亚民主力量的曼比季军事委员会指挥官穆罕默德·阿布·阿德尔握手。图源：美联社在此次战事爆发前，流亡的伊朗库尔德反对派武装正在实施战前准备计划和相关政治、军事集结。2月22日，“伊朗库尔德斯坦自由党”（PAK）、“伊朗库尔德斯坦民主党”（PDKI）以及“伊朗库尔德斯坦自由生活党”（PJAK）等五个流亡库尔德政党宣布联合组建所谓“伊朗库尔德斯坦政治力量联盟”，宣称他们的主要目标是推翻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并确保库尔德人的自决权。1月以来，流亡在伊拉克境内的部分库尔德反对派武装秘密跨境渗透至伊朗境内西部和北部地区，试图在伊朗边境地区建立武装据点，并得到以色列摩萨德等外国情报安全组织的秘密支持。▎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多名熟悉该计划的匿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中情局正在努力武装伊朗境内的库尔德部队。内塔尼亚胡抵达白宫时，已经绘制了库尔德起义的数字。据报道，自去年的十二日战争以来，武器一直被走私到伊朗西部。图源：盖蒂图片社1月伊朗社会骚乱期间，库尔德反对派武装（由“库尔德斯坦自由党”领导的“库尔德斯坦国民军”武装派系）在克尔曼沙赫省等伊朗西北部地区发动了小规模暴乱活动，但均被伊斯兰革命卫队地面部队迅速镇压。总体来看，库尔德反对派武装试图利用当前伊朗国内和地区层面的紧张局势，趁乱采取反伊朗政权的武装暴乱行动。特朗普频繁通电库区：代理人战争能否挽救美以“滞后”的战果？在美以发动大规模空袭行动以来，虽然伊朗遭受了大量高级政治、军事领导人伤亡，重要的战略性军事资产、军事基础设施以及国家机构大楼等损毁严重，军队指挥体系也遭到破坏，重要海军力量及其港口也被美国频繁打击，但伊朗国内局势整体稳定，并未发生如美以所预期的大规模反政府社会骚乱，政权安全根基稳定。这些均说明伊朗国家体制具有较强的抗风险韧性，其长期规划和建设的抵抗战略在战时状态下已显现出应对能力。▎2月28日，在伊朗德黑兰，以色列表示对伊朗发动袭击后，爆炸发生后人们纷纷寻找掩护。图源：路透社为了推动流亡的伊朗库尔德反对派武装向伊朗境内发动军事行动，美以正在积极筹划和煽动其参与联合军事行动，试图在伊朗西部地区打开一条陆路军事走廊。3月3日，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援引一位库尔德官员的话称，当天特朗普与伊朗库尔德斯坦民主党主席穆斯塔法·希吉里通电，就双方合作事宜交换意见。此前，特朗普还与伊拉克库民党主席马苏德·巴尔扎尼、伊拉克库尔德斯坦爱国联盟主席巴费尔·塔拉巴尼通电，要求伊拉克库区政府为伊朗库尔德反对派武装潜在军事行动提供活动空间。伊拉克陷入两难抉择，库尔德反对派命运极可能沦为炮灰目前关于美以策划和煽动库尔德反对派武装进攻伊朗西部边境地区的说法甚嚣尘上，无论该军事行动是否会在本周如期启动，其对伊朗国家政权安全稳定性的威胁及实际影响存在诸多疑问。首先，伊拉克中央政府与库区政府对这一冒险性军事行动存在高风险的安全担忧，可能对美国策划煽动的库尔德反对派武装行动采取保留态度。伊朗早在2023年已经与伊拉克签署双边安全协议，该协议要求伊拉克政府将其境内的流亡库尔德反对派武装移出两伊边境地区，并在伊拉克库区设置安全营地，严禁对伊朗边境安全构成实质性威胁。▎2023年3月19日，伊拉克总理苏达尼在伊拉克巴格达看着伊拉克国家安全顾问卡西姆·阿拉吉和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阿里·沙姆哈尼签署安全协议，该协议包括协调保护两国共同边界。图源：伊拉克总理媒体办公室/路透社因此，若流亡库尔德反对派武装对伊朗西部边境地区发动大规模军事袭击行动，需要伊拉克中央政府以及库区政府的支持，才能推动其数千名武装人员进入两伊边境地区。但是，伊拉克苏达尼政府以及库区政府对美以这一高风险军事行动存在诸多担忧，尤其是潜在的伊朗相关军事报复行动，以及军事冲突爆发后出现的大规模难民问题，这些都是伊拉克方面无法承受的安全成本和人道主义危机冲击。▎2026年3月5日，伊朗军方打击了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内的库尔德武装基地。图源：盖蒂图片社其次，流亡伊拉克的伊朗库尔德反对派武装军事实力非常弱小。面对伊朗在西部地区重兵防守的正规化武装力量和严密的军事防御体系，其潜在的军事行动可能不会产生美以双方预想的军事、政治效果。▎2026年2月，来自库尔德斯坦自由党（PAK）的伊朗库尔德武装在伊拉克埃尔比勒郊区的基地参加了训练。图源：路透社目前伊拉克境内的伊朗库尔德反对派武装由多个相互存在分歧和矛盾的政党组织构成，总计只有数千名可供使用的战斗人员，且缺乏正规化军事训练和重型武器装备。库尔德反对派武装较为擅长游击战、山地战，但缺乏与伊朗正规武装力量对抗的军事经验、技术和装备。同时，伊朗政府年初以来已在西部地区部署了大量正规武装部队和重型军事资产，以防备潜在的库尔德反对派武装跨境袭击行动。▎2025年6月21日，在伊拉克苏莱曼尼亚郊区的伊拉克库尔德地区，来自伊朗库尔德反对派组织库尔德斯坦自由生活党（PJAK）的武装人员在与伊朗接壤的边境附近被拍到。图源：路透社因此，在双方非对称的军事力量对比下，即便美以可以向库尔德反对派武装提供有效的空中支援和军事援助，这场潜在军事行动产生的实际军事、政治效果仍然具有高风险性。总之，目前美国特朗普政府仍在权衡是否支持流亡库尔德武装向伊朗西部地区发动军事行动，这一事态变化可能在伊朗西部边境地区掀起新一轮军事冲突和社会动乱，如果美以向库尔德反对派武装提供有效的空中支援以及地面掩护，可能在伊朗西部边境及相邻的库尔德族聚居城市引发一定的冲突效应。▎2026年2月28日，在德黑兰，一个人拿着哈梅内伊的照片，伊朗示威者抗议美国和以色列的袭击。图源：伊朗西亚通讯社但是，从当前流亡库尔德反对派武装的实际军事力量来看，这些杂牌而羸弱的武装不足以动摇伊朗国家的政权根基，其主要功能是配合美国、以色列联合军事行动，充当代理人武装的战术性棋子，协助美以分散伊朗军事资源，但其命运极有可能沦为美以军事行动的“炮灰”。

“过去一年，中国开源模型下载量全球居首”“去年中国批准的创新药达到76个”“工业机器人、集成电路产量分别增长28%、10.9%”……国际视线聚焦中国全国两会，科技创新成为关注重点。 万里之外，在西班牙举行的2026年世界移动通信大会上，中国企业强势“出圈”。全球首款机器人手机、搭载“唇动识别”技术的AI眼镜、软萌治愈的情感陪伴AI宠物……硬核又新潮的创新产品让外媒直呼“耳目一新”。 从北京的全国两会现场，到巴塞罗那的国际展台，两个观察窗口共同展现创新中国的蓬勃朝气。英国《经济学人》智库作出分析：中国新的五年规划更具主动性，重点是推动关键技术突破，加速科技与产业深度融合。 国际舆论缘何用“主动性”解读中国的科创步伐？ 从现代化进程观之，科技创新为中国奋进提供重要支撑。中国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创新是第一动力，通过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带动，有效提升整体社会生产力水平。 以应用促创新、以场景育动能，是中国科技创新快速发展的重要密码。全国两会上，有外媒记者佩戴中国AI眼镜完成翻译、拍照等工作，称赞中国技术“让沟通变得高效”。从机器人“进厂打工”，到机器狗“下乡务农”，从脑机接口让瘫痪患者重获“数字双手”，到AI脑健康筛查为老年人群守护“记忆防线”，中国超大规模“创新实验场”让前沿技术在真实场景中反复检验、迭代打磨，不断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充沛活力。 透过“十五五”规划纲要草案，看到科技创新再擘画：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7%以上；围绕产业基础能力和竞争力提升、新产业新赛道培育发展、前沿科技攻关、创新基础能力提升提出28项工程。坚持以前瞻视野布局落子，推动创新链、产业链无缝对接，中国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蓝图清晰、前景广阔。 由两个大局观之，应对风险挑战离不开科技创新。当前，国际形势变的深度史所罕见，乱的烈度更加突出，中国发展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在科技创新上先行一步，才能牢牢掌握发展的主动权。 过去这一年，芯片自主研发有了新突破，天问二号开启“追星”之旅，北斗规模应用全面拓展，雅下水电工程开工建设，首艘国产电磁弹射型航母福建舰正式入列……事实充分表明，科技强则抗压强，创新活则应变活，科技创新成为中国韧性的强大来源。 环顾当前世界，应对不确定性、增强发展韧性是各方共同任务，中国科技创新不断推进为国际合作创造增量空间。近期，德国总理默茨在访华期间走进中国科技企业，由衷赞叹“中国再次证明它已不可或缺”。这也是各国企业的共同判断。德国舍弗勒近期宣布在江苏太仓“加码”10亿元打造人形机器人数智工厂，瞄准汽车产业智能化浪潮。英国阿斯利康宣布携手中国伙伴，借力AI技术攻关代谢疾病新疗法。一个个“双向奔赴”的故事，孕育着面向全球的产业升级新方案。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报道得出结论，“中国的创新及发展将是世界的福音。” 世界从中国的科创步伐中感受到中国经济破浪前行的坚定信心，捕捉到升级互利合作的广阔机遇。迈入“十五五”，中国将继续与世界各国携手共赴科技之约，以创新合作为全球发展增添确定性和正能量。

In-brief analysis March 5, 2026 U.S. electricity generation in 2025 hit a record, again This TIE has been updated to correct data about retail sales of electricity to ultimate customers and data sources linked in the TIE. Data source: U.S. Department of Energy, Monthly Energy Review and Electricity Data Browser U.S. electricity net generation reached a record in 2025 based on data from our Electricity Data Browser. In 2025, the United States generated 4.43 terawatthours (TWh) of electricity, up 2.8% from 2024 generation, which previously had been the highest annual total in our Monthly Energy Review Data Browser dataset dating back to 1949. This growth contrasts with the trend of relatively flat electricity generation between the mid-2000s and early 2020s. Net generation is related to electricity demand. Much of the recent growth in electricity demand comes from the commercial sector, which includes data centers, and the industrial sector, which includes manufacturing establishments. In 2025, U.S. retail sales of electricity to ultimate customers, which is a key indicator of demand, increased compared with 2024 in all three sectors: residential (by 2.2%), commercial (by 2.9%), and industrial (by 0.7%). We expect in our Short-Term Energy Outlook that electricity generation, driven by higher electricity demand, will continue to grow in 2026 and 2027. Principal contributor: Kimberly Peterson Tags: electricity, generation, consumption/demand More recent articles ›

海南省委书记冯飞诚邀全世界朋友走进活力自贸港、美丽海南岛 封关掀起“到海南发展”热潮。3月7日，在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海南代表团开放团组活动中，海南代表团团长、海南省委书记冯飞向全世界朋友发出诚挚邀请：走进活力自贸港、美丽海南岛。他表示，海南因改革开放而生、因改革开放而兴。这片土地蓬勃向上，这里人民包容开放。选择海南就是选择机遇，投资海南就是投资未来。让我们双向奔赴、互相成就，共同谱写更加美好的开放合作新篇章。(特派记者 李磊)

France condemns in the strongest terms the Iranian drone strike that targeted Nakhchivan International Airport in Azerbaijan this morning. France wishes the four people injured in the attack a speedy recovery. It expresses its wholehearted solidarity with Azerbaijan in the face of this unjustifiable attack, which is a flagrant violation of Azerbaijan’s sovereignty and of international law.

M. Jean-Noël Barrot, Minister for Europe and Foreign Affairs, had a meeting with his counterpart from the Netherlands, Mr Tom Berendsen, Minister of Foreign Affairs, in Paris on Thursday 5 March 2026. On the sidelines of their participation in meeting of European Union and Gulf Cooperation Council foreign ministers today, the ministers signalled their concern over developments in the Middle East and the risk of destabilization in the region. They agreed to continue coordinating with a view to protecting their nationals, their interests and those of their partners. Coming a few days after the new government in The Hague took office, the visit testifies to the vitalit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rance and the Netherlands and to the opportunities for cooperation existing in the fields of the economy, advanced technology, energy and defence. Border cooperation on the island of Saint-Martin – including the forthcoming signature of an agreement on the right of hot pursuit at sea, which will improve the fight against drug trafficking – was also discussed. The visit also confirmed the two countries’ commitment to work for a more competitive, sovereign and resilient European Union, particularly as far as digital technology and supply chains are concerned. It provided an opportunity to note similar views about EU enlargement. The ministers reaffirmed their long-term support for Ukraine, particularly in the Coalition of the Willing, in the face of the war of aggression being waged by Russia, and their determination to strengthen the European defence technological and industrial ba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