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者之责 阎晶明（全国政协委员） 《人民日报》（2026年03月05日 第 20 版） 近日重读钱锺书的《七缀集》，因序言里的一句感慨而引发联想。作者说：“我国读者似乎有个习惯，买不到书，就向常常无能为力的作者本人写信诉苦。”这的确是写作者的一种苦恼，因为无能为力，这种苦恼又会变成一种烦恼。然而，对今天的绝大多数写作者而言，这样的烦恼又何尝不是带着一丝甜蜜甚至一点“傲娇”。当下，写作的环境变了，阅读的环境变化更大，任何人只要有一部手机就几乎可以得到想要的任何书，出版、写作、阅读的供需关系发生了复杂的变化。很难想象今天还会有读者想办法联系作者，希望买书，或希望作者尽快出书。从前的烦恼差不多就是一种佳话。 读书是应该有一点饥饿感的。我上中学的时候，还是一书难求、“饥不择食”的时代，同学之间互相借读“闲书”十分普遍。待到进入大学校园，一座图书馆可以极大满足读书需求，不过一些热门图书仍然有难以及时借阅的急迫感。逛书店成为我的一种习惯，无论出差旅行到哪里，大到文化中心，小到山区县城，书店都是必去之地。书店的规模，新书的数量，店里图书分类的专业水准，淘到旧书的概率，都成了评价一座城市文化品质的重要指标——在当时很难想象，多年后连“实体书店”都变成了需要特别扶持的对象。 阅读和写作，出版和发行，在并存与迭代中发生巨变，很多关于写作的话题似乎已少有人提起。写作者的才华、编辑的水平，比起商家的推销能力，似乎都属于边缘话题甚至忽略不计。在此情形下，写作者的责任，写作者心目中的读者群体究竟是怎样的，如何通过写作真正对他们发生作用，其实更有探讨的价值。 我想起比钱锺书更早的一例。鲁迅也曾经感慨写作的责任：“还记得三四年前，有一个学生来买我的书，从衣袋里掏出钱来放在我手里，那钱上还带着体温。这体温便烙印了我的心，至今要写文字时，还常使我怕毒害了这类的青年，迟疑不敢下笔。”（《写在〈坟〉后面》）正是这温度让他在写作上不敢有任何怠慢，更不能为了满足自己的愿望而去欺骗读者，这才是一个写作者应有的态度。当读者满怀饥饿感掏出那带着体温的购书款时，写作者究竟能奉献出怎样的精神食粮，是否能让如饥似渴者获得满足，得到享受，体验和收获读书之美，这难道不值得写作者认真思考、谨慎为之吗？

红山有“神韵” 滕贞甫（全国政协委员） 《人民日报》（2026年03月05日 第 20 版） 记得当年读郭沫若《女神》的时候，心中对女神充满了向往，总觉得女神是灵感的源泉，是文学永恒的主题，而这一源泉和主题又离不开文人的挖掘和塑造，是文学给各路女神插上了翱翔的羽翼，使之从神话空降人间，成为一代又一代人的情感寄托或精神图腾。2002年我曾经到辽西挂职，出发前，一位在文化系统工作的朋友告诉我，辽西是“红山女神”的故乡，红山文化是中华文明曙光的象征，你可以积累些创作素材，写点有关红山女神的作品。 1983年，考古人员在辽西牛河梁遗址女神庙发现了一尊5000多年前的泥塑女性头像。头像真人尺寸，形象饱满，被考古界称为“红山女神”。辽宁凌源市与建平县交界的牛河梁是“红山女神”的庙宇所在地，那片神秘的山峦也因此被称为“女神的故乡”。以“红山女神”为代表的红山文化历史悠久、价值重大。 我踏上辽西大地时正值初秋，当我站在秋风乍起的牛河梁，眼望周围凝重的黑松林，发现的是大片挖掘后的废墟，废墟里满是蒿草。女神庙遗址毫无遮挡地暴露在秋日里，开掘过的积石冢空洞地望着苍天。因为缺少经费，所谓的保护只是在山脊上象征性拦了一根铁丝，根本挡不住人畜来往。我当时感慨颇多，原本应该光芒四射的“红山女神”太寂寞了，已经在山岗上沉寂了5000多年，没想到出土后仍然归于沉寂。我知道，考古界很多人认为“红山女神”与女娲传说相关联，而其本身的泥塑像，也令人联想到女娲抟土造人的传说，可惜的是这些关联没有人去丰富和彰显。 作为全国政协委员，我和几位同仁都希望为红山文化保护与研究做些什么。为了写好提案，我再次来到辽西，来到牛河梁。这次故地重访给我的冲击太强了，20多年过去，“红山女神”的故乡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牛河梁上的神庙遗址、祭坛遗址、众多的积石冢都被保护起来。我走过的那条公路旁，一座展示馆拔地而起，远远望去，展示馆整体形状恰似一个变形的玉猪龙。在公路的另一端，茂密的松林中建起了一座女神庙保护展示馆，形似玉匣，呼应了遗址出土的大量玉器。两座展示馆本身就是两个独具特色的文化符号。 在牛河梁遗址博物馆宽阔的广场上，看到过去荒凉的山岗变成了今日人头攒动的文化景区，我有种恍若隔世的感觉。我知道来这里参观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观光客，他们或许是为了寻根，或许是问祖，或许是想破译民族的文化密码……总之，参观者也是学习者、拜谒者。 一位同行者问我：“世界上传说中的女神数不胜数，你怎么偏偏对‘红山女神’情有独钟？” 我理解这样的提问。用今天的审美标准来衡量，“红山女神”高颧骨、飞扬眉、杏核眼、吊角目，似乎少了些柔美。但我不这样看，上古时代的女神就应该力感十足，要知道她所“统领”的可都是些孔武有力的渔猎汉子！ 除“红山女神”之外，这里还出土了各种精美玉器，有玉猪龙、玉环、玉镯、玉璧、玉龟等等。玉器饰物与“女神”相伴，不由引人遐思：中国古代的女神形象主要集中在女娲、嫦娥、洛神、湘妃等一些传说中的女性身上，她们虽是“神”，“人”的一面也很鲜明，衣着服饰常常成为她们的形象与“神性之美”的一部分，这一点我们在古代壁画、文学典籍中不难找到佐证。我们谈起女娲总是人首蛇身、宽袖长袍，谈到洛神总是想到罗衣，说到嫦娥则是舞袖舒展，写湘妃更是红霞万朵百重衣。服饰在上古时期是人类文明进化的重要标志，对服饰的重视体现的是文明的进步。牛河梁出土的大量精美玉器，“红山女神”头像眼睛镶嵌的玉片，耳垂部佩戴耳饰的穿孔，都说明彼时玉饰已经成为“女神”的标配。从形体到服饰，再到玉饰，“红山女神”彰显着红山文化的文明形态与高度。 离开牛河梁时我几次回头，颇有些恋恋不舍。忽然想起了一句著名的词句：“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红山女神”应该欣慰，因为她的子孙没有忘记她。

阅读的美丽瞬间（文思） 韩敬群（全国政协委员） 《人民日报》（2026年03月05日 第 20 版） 记得是在琦君的散文中读到过这样的句子：三更有梦书当枕，千里怀人月在峰。静夜，孤枕，朗月，青峰，故人，当然还有书，一幅清丽幽雅的画面宛在目前。书应该就是这个句子之“眼”，它的灵光照亮了周遭一切的人与事、景与物。不妨说，是书，是阅读，构成了平凡人生的美丽瞬间。 2024年，我成为马来西亚“花踪文学奖”的评委。那年10月11日，我到马来西亚新山参加颁奖典礼。在从北京飞往吉隆坡的航班上，我捕捉到这样一帧画面：偌大的机舱里乘客并不多，大多数昏昏欲睡。我余光一瞥，发现就在我座位的右后方，一位沉静的姑娘十分专注地在读一本书。她穿着蓝色的套头衫，深色的裤子上随意披散着一条纱巾。她那么投入地读着的书是阿来的《尘埃落定》。她看的还是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出版的“中国当代名家长篇小说代表作”的版本，颇有些年头了。这位姑娘家在吉隆坡，是一位钢琴教师。在征得她同意后，我拍下了这个动人的瞬间，并在第一时间发给阿来。阿来很快发过来一张图片，图片上是高山草甸上挺立盛开的两朵蓝玉簪龙胆花。蓝色的高原之花与姑娘的蓝色上衣似乎在遥相呼应。阿来还特别附上了一句话：的确是美丽瞬间。 我记忆中有关阅读的另一个美丽瞬间恰恰也与阿来有关。去年，我与十几位海外汉学家一起来到阿来的故乡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马尔康市。有一天，车子行驶在蓝天白云和绿草之间的公路上，我就坐在阿来身边。我发现他一直在读书，在手机上读。他用的是那种折叠式、屏幕很大的手机，大概这样是方便阅读的。我好奇地凑过去看，发现他先后在读两种书，一种是《苏东坡全集》，一种是不带句读的《续资治通鉴长编》。在那个瞬间，我好像真正理解了阿来为什么会是阿来，知晓了他的过人之处到底在哪——是对点滴时光的珍惜利用，是须臾不会忘却的阅读习惯。不久前，阿来关于苏东坡的非虚构力作《依依还似北归人》在《人民文学》发表，焉知这颗种子不是种在马尔康奔驰的车上？ 苏轼曾经写过一篇《李氏山房藏书记》，其间说到当时人们阅读行为与习惯的变化，耐人寻味。当人们一书难求时，入手一本，视之不啻拱璧，“皆手自书，日夜诵读，惟恐不及”。后来书籍刻印兴盛，“学者之于书，多且易致”。结果呢？很多人却是“束书不观，游谈无根”。这样的反差，这样的场景，今天是不是仍在重现？ 这也是为什么，那位马来西亚姑娘在飞机上沉浸于《尘埃落定》的雪光与云雀声中，阿来在车上越过千年往事与东坡对话，会成为阅读的美丽瞬间，久久在我心中。

一沓手稿 马慧娟（全国人大代表） 《人民日报》（2026年03月05日 第 20 版） 阳光从窗户照到屋子里的时候，95岁的老人开始讲述他记得的所有故事，这些故事贯穿了新中国成立前后、改革开放，直到新时代的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这是一段跨越几十年，连接两地，文化融合、城乡融合的故事，也是一段见证了乡村巨变、时代发展、个人命运的故事。老人在退休后写下了一沓手稿，他觉得这些故事应该被大家记住，也需要被延续下去。 老人姓李，童年是在宁夏西海固地区隆德县的一个小山村里度过的。这里的人在农闲之余喜好写一笔好看的毛笔字，吼几嗓子醇厚的秦腔，或者在逢年过节打腰鼓、扭秧歌。但这里也会因饥馑之年而连年贫困，一方水土养活不了一方人。贫穷的日子过得久了，人就总想改变。老人8岁的时候，他的长工父亲一咬牙说，咱们家穷了好几代人了，别人都夸你聪明，那我就送你去读书，看能从你这儿改变一下咱们家的命运不？ 父亲所说的读书，就是一年花一担麦子，把他送到隔壁村的一个老秀才那里，跟着念《三字经》《百家姓》等，他是村里唯一一个去上学的孩子。直到一年后，在舅舅的资助下他才得以进了学校，接受正规的教育，并且在几年后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甘肃的一所师范学校。拿到录取通知书的他，一高兴走了100多里地回家给父母报喜，但高昂的学费却不是他们这个小家庭能负担得起的。一时之间，去不去上学成了最艰难的选择。 也就在这个时候，隆德解放了。新来的地方干部打听到他是读过书的，成绩还不错，就跟他说，你也18岁了，干脆就来给我们当文书算了。就这样，他又成了村里唯一一个因为读书改变命运的人。 自此他便离开了他的乡村，后来因为工作原因又被组织安排继续回到隆德工作。1982年，对于整个西海固地区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年份，因为在这一年，国家启动了“三西”（甘肃的定西、河西，宁夏的西海固）扶贫开发计划。在计划推动之下，宁夏制定了“吊庄移民”措施。在黄河两岸，还有很多空余的土地。只要能引黄灌溉，这些地区就能变成大家的第二家园。有设想就要有行动，移民搬迁在隆德和泾源等地开展起来，而老人自己也在1983年申请到移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工作，参与到相关工作中。在老人的手稿中，他写道：“吊庄移民是成功的，乡亲们搬迁之后，盖起了砖瓦房，养了羊，日子逐步安稳下来。中央拨款给这里修建了铁合金厂和其他厂，让这里有了工业。也让工业和农业相结合，扶贫与开发相结合——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体……” 1992年，老人退休了，他没有住到石嘴山大武口的城区去，而是现在的临湖村。这沓手稿也是在这个阶段书写的，详细地记录了移民搬迁的经过和村庄发展的历程，无论是对隆德老家还是当下生活的临湖村，他都有着深厚的感情，他也在手稿中冷静地分析乡村变迁的现状和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但更多的，他在讲述这个过程中给人民群众带来的巨大变化，他期望有更多的人了解这段历史，也期待更多的人关注乡村、了解乡村，让更多的年轻人扎根乡村、建设乡村。 手稿的后半部分，是老人一笔一画摘述的从秦朝蒙恬戍边到清代移民在宁夏大地上留下过的典故。历史从字里行间徐徐走来，将一片土地上曾有过的痕迹重新拓印。而乡村也从最早的靠天吃饭，到后来的靠黄河水吃饭，再到现在多样化发展的乡村，在老人90多年的岁月里逐步转换。缺衣少食、忍饥挨饿的乡村已成过往，新的乡村建设正在逐步开展。这种变化不是一朝一夕、一蹴而就，而是经过一项又一项国家政策的落地完成，不管是过去的移民搬迁，还是现在的乡村振兴，目标都是一致的——让人民过上更好的生活，让国家更加繁荣富强。 老人的院子里养着很多的花花草草，他每天早晨起来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去看这些花花草草，他的身后总是跟着他养的小猫。而院子外面的村道上，是新栽的树、新安装的路灯，是大家忙着去务工种地、孩子结伴成群去上学。村上的大喇叭播报着一些政策，村两委班子在研究如何发展村集体经济。每天，他会打开电视，关注新闻频道的新闻，了解国家的最新政策。他如此热爱这片土地，也期待着一个更加美丽的乡村到来。

在故乡走亲戚 李骏虎（全国政协委员） 《人民日报》（2026年03月05日 第 20 版） 老话讲，妈就是家。多年前把父母接到我工作的太原生活后，除了每年春节替他们回老家看望亲戚，很少回故乡了。前两年我姑姑也过世了，我姨妈又习惯出去旅游，于是乎我从襁褓里就开始的长达半个世纪的故乡走亲戚生涯算是告一段落了。然而人生贵在生生不息，从女儿出生以来，我们又开始每年的正月初二带着她回姥姥家走亲戚，去年女儿考上了大学，这个春节大年初二依然如此。一辈人部分重叠着另一辈人的生活，相同又不同：一样的走亲戚，如今坐高铁列车，200多公里路程一个多小时就到了，这边还没放下电话，那边孩子舅舅已经在出站口对我们招手了。想想我小时候走亲戚，几座村庄方圆不过10里，父亲骑着“二八”自行车，我坐在前面横梁上，母亲抱着弟弟或者妹妹侧坐在后座上，要跑到天黑才能回到家。那时在故乡走亲戚，辛苦是父母的，我们小孩子只是兴奋不已，尤其行驶在平整的柏油路上时，父亲骑得飞快，我就忍不住欢呼，惹得母亲在后面呵斥：还不闭上嘴，看灌进风去肚子疼！当时去亲戚家都免不了走很长的乡村土路，是下过雨后被车轮压出泥沟棱子又晒干了的路，父亲歪歪扭扭骑得很辛苦。有时要下一条长长的陡坡，下到一条巨大的沟底，再攀上对面的陡坡，安全起见我和母亲都得下来走路。我愿意欢快地跑下沟去，是因为沟底有一大片枣林，枝头还有去年秋天没有打尽的枣子，可供我捡起河边的石块瞄准了去打。有时候会穿过当时被叫作公社的镇子，一家人都下了车，站在道岔口等拉煤的火车呼呼地穿过。我也可以不下来，坐在横梁上趴车龙头上数车厢，有一回数了100多节还没完，数得我头晕眼花差点栽下来。 在我们晋南，那些年走亲戚是一件很累人的事情，除了孩子们最爱去的姥姥家、姑姑家、姨姨家之外，还有很多七大姑八大姨的表亲要走，更有那新成家的亲戚子女需要去祝贺一下，因而父母每年都得重新规划路线，以便于多快好省不走冤枉路。而我们小孩子是不管这些的，到了谁家都是先找好吃的，然后表兄表弟扎一堆疯玩，走的时候拉也拉不开。 大家都会走亲戚，但在我的故乡临汾，走亲戚不仅是一种风俗礼仪，还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临汾古称平阳，相传是帝尧建都的地方。我生长的洪洞县甘亭镇，据说是帝尧的故里。有别于其他地方对帝尧的尊称，我们那里人无论老少，世代把帝尧叫作爷爷，把他的两个女儿娥皇、女英叫作姑姑，把他的女婿大舜叫作姑父。每年农历的三月三，“帝尧故里”的人们都要敲锣打鼓去大舜那里，把两位姑姑迎接回娘家；而到了农历四月二十八，“大舜故里”的人们又会敲锣打鼓来到我们这里，把他们的娘娘接回去和百姓一起参加夏收。每年从三月三到四月二十八，历时近两个月的盛大庙会活动，吸引无数周边的人参加，各种地方剧种的名角轮番献演，热闹非常，也引来许多名校民俗专业的研究者。从中华文明探源的角度来看，它与中华婚嫁习俗和锣鼓曲牌渊源深厚，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活态标本。我在洪洞县挂职工作的时候，就接待了许多民俗学者和知名高校的博导、博士研究生们，在他们的帮助下，“洪洞走亲习俗”成功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项古老的“走亲戚”习俗，是历史悠久的群众性文化活动，也是我国文明历史生动丰富的实证。 从尧天舜日到新时代，走亲戚中蕴含着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文化密码。

让艺术讲“普通话” 吴洪亮（全国政协委员） 《人民日报》（2026年03月05日 第 20 版） 当我第一次把“烟火指数”这4个字交给成都市美术馆时，心里是有点打鼓的。烟火？指数？一个感性得要命，一个理性得不行，这两个词搁一块儿，会不会让人觉得我们这些策展人在玩文字游戏？然而，这座烟火气十足的城市给了我底气。在刚刚过去的春节假期，“烟火指数·成都双年展”接待了14万人次的观众。虽然网上也有朋友说“有些作品看不懂”，但观众在用脚投票，让我们觉得，双年展与美术馆已然说出了“普通话”。 “烟火指数·成都双年展”将感性的市井温情与理性的时代观察并置，恰好为我们提供了一把丈量中国艺术与公众关系的标尺。在当代艺术双年展日趋国际化并不断嵌入城市文旅的当下，艺术作品与大众之间仍存在认知壁垒、表达隔阂与参与缺位。“烟火指数”这一主题，就是在努力打破艺术与生活的二元对立，试图跳出“精英叙事”，将烟火气——这座城市最鲜活的日常、最质朴的情感、最生动的文化记忆，作为艺术创作与展览表达的核心，让艺术不是悬浮于空中的概念，而是拥有扎根市井街巷的温度感，成为烟火生活与城市空间的催化剂。从天府艺术公园的户外展陈到陶身体剧场的动态表演，从呼应城市肌理的装置作品到聚焦普通人生活状态的互动表达，展览以“烟火”为纽带，让艺术产生“溢出”的能量，拉近与公众的距离。 在中国各大城市，双年展主体观众群是年轻人。所谓在地性思考，于文化之外，还有对人的关注。本次展览从概念生成到板块划分都进行了大胆的尝试。核心理由源于之前曾读到的一组数字：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成都14至45岁的人口超960万。什么概念？近半城皆是“活力因子”。但数据归数据，生活归生活。现在的年轻人，哪个不是活在“指数”里？点赞数、排名、KPI……我们被各种外部数据定义着，连焦虑都被量化成了“抑郁指数”“压力指数”。可这些数字能告诉你，今晚的火锅该配什么酒吗？能算出人民公园里一杯盖碗茶的闲适程度吗？“烟火指数”就是想在这个缝隙里做点文章。指数在经济领域是数据，但在双年展里，它可以是心情，是爱，是“活人感”，是年轻人对艺术价值的那份寻觅。我们要做的，是在理性的城市肌理里，植入感性的艺术脉冲，让美育渗入年轻人的血液中，进而拓展到各个年龄层，达到艺术的合家欢，正如这次展览中齐白石的那件书法作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因此，这次双年展，我们干脆让“户外先行”作为响亮的开场。9件大型装置直接“扔”进天府艺术公园的商业街区，没有围墙，没有门票，没有“请保持安静”的提示牌。而2月8日开幕的室内展，来自29个国家和地区的251位艺术家带来了328件/组作品，各个板块的主题在告诉你“哪里值得”，如何“回到生活”，怎样度过你的“廿四小时”…… 艺术家徐冰曾说过：素描训练能让你从一个粗糙的人变为一个精致的人，一个懂得在整体与局部关系中明察秋毫的人。这就是美育的深层意义，具体而有难度。它不是立竿见影的教育成果，而是通过持续的浸润，培养公众与艺术“相处”的能力。而这种能力的生成，不仅要靠观众，更需要美术馆作为公共文化服务设施优雅地讲出“普通话”的能力。所有双向奔赴的努力，都源于艺术那份特有的具有磁性的魅力。

创新驱动强动能 新兴产业谱新篇 沈阳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 赋能全面振兴新实践 《人民日报》（2026年03月05日 第 19 版） 沈水之阳，奋进热潮涌动：宝马第六代动力电池车间里机械臂精准运转，东软医疗生产线订单不断，EH216-S无人驾驶载人航空器在浑河南岸平稳起降，辽宁材料实验室的科研人员正全力攻坚关键核心技术……一个个蓬勃发展的产业场景，生动诠释着辽宁省沈阳市以战略性新兴产业为引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坚实步伐，更彰显着这座“东北亚国际化中心城市”落实“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的责任与担当。 沈阳市始终锚定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区域科技创新中心目标，以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为主线，在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和新兴产业发展上精准发力、多点突破，为东北老工业基地高质量转型注入强劲动能。 创新策源筑基 打造新质生产力培育高地 新质生产力的培育，离不开高能级创新平台的支持。沈阳坚持“平台优先”理念，构建以浑南科技城为中心的“一城一园三区多组团”科创空间格局，推动创新要素高效集聚、精准配置。2025年，辽宁材料实验室、辽宁辽河实验室等重大创新平台相继建成运行，新获批3家全国重点实验室、2家国家企业技术中心，全市各级各类科技创新平台达1924个，形成“基础研究+技术攻关+成果转化+产业应用”的全链条创新生态。 2025年，沈阳创新投入力度持续加大，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达260亿元，同比增长11.2%，投入强度达到2.88%，科技源头供给能力稳步提升。超大型深部工程灾害物理模拟设施加快建设，崖州湾国家实验室沈阳粮油作物试验基地签约落地，东北亚具身智能创新中心揭牌，一批“国之重器”布局落地，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贡献“沈阳所能”。 创新能级实现跨越式提升，《国家创新型城市创新能力评价报告2025》显示，沈阳连续5年实现国家创新型城市排名晋位升级，位居东北地区首位，连续5年进入全球创新集群百强城市名单，为新质生产力发展厚植了创新沃土。 技术攻坚破局 锻造新兴产业核心竞争力 科技创新能够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沈阳聚焦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等重点领域，实施重大科技专项，组建创新联合体，累计攻克关键核心技术问题337项，在部分领域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在高端装备制造领域，沈鼓集团“华泵一号”实现三代轴封主泵技术完全国产化，为国家核电装备自主化提供坚实保障；中国航发重型燃气轮机“太行110”首台套商业机组成功出厂，标志着我国自主研制的110兆瓦级重型燃气轮机迈入商业化应用新阶段；辽宁辽河实验室联合相关机构发布两款完全自主研发的新一代工业无线通信芯片，通用型芯片将工业终端间全链路时延缩短至50微秒以内，为智能制造装上“智慧大脑”。 在新材料领域，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突破铝基复合材料技术并应用于航空航天，成功实现高纯净吨级哈氏合金（C276）金属基带的工业化制备，为“人造太阳”等国家重大工程提供核心材料支撑；沈阳中化“化工新材料中试平台”入选首批国家级制造业中试平台，成功攻克锂电池胶黏剂耐水解性等技术难关，实现粘指剂领域技术突破，打通从“实验室”到“生产线”的关键环节。 产业升级赋能 构建新兴产业发展新格局 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沈阳坚持“产业为纲、创新为本”，推动产业链与创新链深度融合，新兴产业规模持续壮大、结构持续优化。 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持续强化。2025年，全市开展科技型企业申报辅导、创业路演等培育活动60余场，选派915名科技特派员入驻企业，联合金融机构推出“盛科贷”“科技积分贷”等专属信贷产品，为科技型企业融资超26亿元。全市新增科技型企业4765家，总数达30083家，预计到2026年底突破3.4万家；新增雏鹰、瞪羚、独角兽企业632家，总数达2853家、占全省的40%，全省新增的5家独角兽企业全部来自沈阳，形成“科技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雏鹰、瞪羚、独角兽企业”的梯度培育体系。新兴产业集群效应凸显。 浑南科技城落地5个院士工作站，工业和信息化部火炬中心东北中心等87个项目签约入驻；沈北科教融合园航空产业创新港满园运营，2吨级大型货运无人机SUNNY-T2000成功下线，四座电电混合动力飞机RX4M首飞成功，低空经济产业加速崛起；沈阳高新区在2024年国家高新区综合评价中位列全国第32名，实现历史性突破，7个科创街区、13个科创园区集聚创新平台345个，孵化企业4300余家，机器人及智能制造、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集群规模不断壮大。 科技成果转化效能显著提升。沈阳深入推进职务科技成果赋权改革，组织驻沈高校实施“一校一策”“一所一策”成果转化行动，推动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与77家企事业单位合作转化成果131项。全市布局55家市级概念验证中心，新增6家大学科技园，4个中试平台入围工业和信息化部重点培育名单，数量居全省第一。2025年，全市技术合同成交额达830.6亿元，同比增长14.9%，2026年底力争达920亿元，创新成果加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人才支撑保障 激活创新发展第一资源 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归根结底要有高素质人才队伍。沈阳深入实施“兴沈英才计划”，全方位培养、引进、用好人才，为新兴产业发展提供智力支撑。 高端人才加速集聚。2025年，新增中国工程院院士1名，全市两院院士达到29名；举办东北亚（沈阳）人才交流大会，实施“莘莘学子 逐梦沈阳”专项行动，吸引17.25万名高校毕业生来沈留沈；制作海外引才地图，引进海外人才182人，1名外籍专家获中国政府友谊奖。全市授权346家用人单位开展人才自主认定，引育高层次人才606人，石墨烯热膜、特种金属等一批院士成果转化项目落地生根。产教融合深化发展。沈阳支持17所驻沈高校开展“双一流”建设，入选省“双一流”建设学科63个，占全省的53%；建成省级市域产教联合体3个，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18个；引进“双元制”职业教育模式，开设112个“订单班”，培育职业教育专业创新团队25个、产教融合实习实训基地60余个；新增高技能人才2.85万人，打造了一支规模庞大、结构合理的产业人才队伍。 人才保障持续优化。沈阳筹集保障性租赁住房2288套，切实满足人才住房需求，让各类人才安心工作、舒心生活，为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发展注入“源头活水”。 潮涌沈水千帆竞，创新驱动势如虹。2026年，沈阳将继续聚焦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高标准建设浑南科技城，培育壮大科技型企业梯队，前瞻布局具身智能、量子科技等未来产业，力争雏鹰、瞪羚、独角兽企业突破3000家，科技型企业超过4万家，技术合同成交额达到920亿元。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沈阳正以新质生产力的蓬勃活力，打破传统产业路径依赖，走出一条以创新为引领的高质量发展之路，奋力在东北全面振兴中挑大梁、担大任，谱写新时代振兴发展新篇章。 数据来源：中共沈阳市委宣传部 沈阳市科学技术局

智启民生新图景 激发行业新价值 中兴通讯AI端到端综合解决方案 《人民日报》（2026年03月05日 第 18 版）

统筹“密而不繁”与“有效管用”（思想纵横） 刘 杰 《人民日报》（2026年03月05日 第 17 版） 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指出：“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既要不断完善制度规定，使制度密而不繁、有效管用，又要着力提高制度执行力，增强刚性约束。”“密而不繁”着眼于制度设计的科学性，“有效管用”着眼于制度执行的生命力，二者统一于“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的治理实践，是破除制度建设中的形式主义、提升制度整体效能的关键。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制度建设的核心要义与内在规律，为提升制度治党、依规治党水平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密”，指的是制度的严密性与周密性，是制度有效的前提和基石。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必须围绕授权、用权、制权的全过程，聚焦领导机关、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及关键岗位人员等重点对象，聚焦政策制定、项目审批、资金分配、选人用人等重要事项，确保对权力运行的主体、内容、程序的规范严密到位。“密”除了体现在制度的覆盖面维度，还对制度设计的结构提出重要要求。只有各项制度环环相扣、彼此支撑，形成系统配套、衔接顺畅的监督网络，才能消除监督盲区，有效遏制权力滥用。 “不繁”，强调制度的简洁可行，突出针对性和指导性。“不繁”之要，是以必要的规则，达致有效、严密的约束。若条文冗长空洞、脱离实践，非但不能发挥制度的规范作用，还会因难以把握、让执行者无所适从而损害制度威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不管建立和完善什么制度，都要本着于法周延、于事简便的原则”，指出了“密而不繁”的主要内涵。其中，于法周延的核心在“密”，织密制度之网，实现系统集成、协同高效；于事简便的关键在“简”，剔除冗余繁琐，确保制度立得住、行得通、真管用。 制度的价值，最终要靠实践来检验。“有效管用”是制度运行的功能尺度，彰显执行力与实效性的高度统一。制度是否有效，要看其是否便于理解、易于操作，能否在实践中转化为治理效能。制度是否管用，关键看能否真正解决问题、防范风险、达成目标。好的制度，既能对症下药，有力解决已经暴露的突出问题；更能正本清源，通过机制创新堵塞漏洞，有效防范问题反弹回潮，实现标本兼治。 “密而不繁”与“有效管用”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密而不繁”是实现“有效管用”的前提和路径，“有效管用”则是检验“密而不繁”成效的标准和落脚点。例如，《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就体现出条文简洁、要求具体的特点。比如其明确规定党内监督必须加强对党组织主要负责人和关键岗位领导干部的监督，并从政治立场、执行党的决议、选人用人等方面明确重点监督的领域，易于执行；同时，它又非孤立的条文，而是通过与纪律处分条例、巡视工作条例、问责条例等多部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衔接配套，形成系统的党内监督制度体系。 制度必须在实践中不断接受检验，保持与时代发展和实践需求同频共振、动态完善。因此，密而不繁、有效管用是一种动态的、发展的平衡状态。必须紧盯权力运行的风险点、监督管理的薄弱点、腐败易发的关键点，精准制定制度规范，解决新情况新问题。做好制度贯通周延、协同发力的“大文章”，对不合时宜的内容及时调整更新，促进权力监督与干部选拔、考核考评等有效衔接。顺应现代科技发展潮流，将制度要求深度嵌入权力运行的信息化流程，实现动态预警、智能监督，以技术赋能提升制度执行的刚性与效能。通过持续优化完善制度规定，确保制度体系充满活力、彰显优势，为全面从严治党提供坚强制度保障。

推进生态环境分区管控 夯实美丽中国空间基石 陈应武 《人民日报》（2026年03月05日 第 17 版）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守牢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底线，完善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体系，夯实高质量发展的生态基础。”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建议》要求：“深入推进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加强同国土空间规划衔接，协同优化产业布局。”完善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体系，是优化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的战略举措，彰显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聚焦建设美丽中国、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坚定决心。 近年来，我国着力打造全域覆盖、跨部门协同、多要素综合的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体系。通过设立“三线一单”（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和生态环境准入清单）机制，明确约束和准入条件，以“一单元一策略”的精细化管理措施，实现了优先保护、重点管控和一般管控三类环境管控单元治理精准落地。对于不同管控单元，根据其生态特征与功能定位，坚持问题导向、因地制宜，明确不同工作目标、工作重点和工作思路，有效将宏观底线约束细化为有针对性的具体措施。深入推进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将管控目标转化为具体实践方案，在空间治理中深入落实，形成全链条闭环管控，是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重要路径。 完善空间引导，优化国土资源开发格局。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着力以高水平保护推动高质量发展，核心功能在于强化战略引领与规划协同。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体系要主动服务国家战略和区域发展，与国土空间规划、各类专项规划充分衔接。在不同生态功能区治理过程中，统筹环境约束条件与重大项目规划，不断探索完善落实制度衔接路径，引导产业根据环境容量科学布局。省级层面着重关注空间规划的科学性合理性、管控标准的统一性规范性，切实保障生态走廊、流域上下游、大气传输通道、城市以及产业带等不同功能板块之间的管控要求有机协调、相互适配；市级及以下层面应聚焦实践，重点强化对项目建设、交通运输等具体经济社会活动的准入管理，有力维护生态环境承载能力的稳定性与可持续性。比如，海南省持续优化“三极一带一区”（海口经济圈、三亚经济圈、儋洋经济圈、滨海城市带和中部生态保育区）区域协调发展格局，实施陆海统筹、山海联动的空间引导策略。在沿海经济圈强化污染物排放约束，引导产业绿色低碳布局。在中部生态保育区重点维护生态系统完整性，推动森林“四库”（水库、钱库、粮库和碳库）联动，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 探索分区施策，因地制宜提升生态建设效能。在坚持系统治理前提下，以分区管控为抓手，根据各区域自然生态状况、主要生态问题、产业布局、人口居住特征等因素，深入辨别不同区域在自然禀赋、生态敏感度、发展阶段和主体功能上的差异。基于区域生态本底和承载能力，科学确定主导生态功能和环境管控重点，实施“一地一策”的精准治理，推动治理措施由“大水漫灌”向“精准滴灌”转变。具体而言，对于生态功能重要、生态敏感脆弱的区域，重在保护和修复，严格限制开发建设活动；对于发展潜力较大、环境压力突出的区域，重在强化排放约束和产业准入，优化结构和提升效率；对于发展条件有限、以维护生态稳定为主的区域，重在预防和控制，守住环境质量底线。通过差异化、精细化的施策方式，有效提升生态保护与修复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实现生态环境质量整体改善。贵州铜仁在武陵山区开展“一山两水”综合治理，设立3个修复单元，统筹实施6种类别工程。在梵净山生物多样性保护单元，针对黔金丝猴栖息地碎片化问题，精准布局建设46公里生态廊道；在沅江流域生态环境综合整治单元，结合乡村全面振兴推进生态修复；在乌江干流水土保持及石漠化治理单元，统筹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系统治理，通过挂坡地水土保持、生态护岸建设等措施，有效遏制水土流失，助力石漠化治理。 夯实支撑体系，确保管控措施落地生根。进一步健全法律法规保障，将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等纳入专项法律法规，加快推动地方性法规及相关标准规范收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要求。健全跟踪评估与动态更新机制，适时优化生态环境分区管控评估方式，提升监管能效，确保生态环境分区管控要求落地落实。针对不同管控单元中存在的问题，特别是在生态环境保护和改善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加大监管力度，依法依规推动问题整改。同时，着力加强中央和省级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责成有关地方和部门切实履行整改责任并在规定期限内完成整改任务，不断完善生态环境分区管控长效机制。进一步强化信息化建设，充分利用技术手段促进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体系运行提质增效。运用人工智能等技术提升信息平台的智能化水平，切实提高管控能力。比如，山东省构建全域覆盖的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信息平台，实现“一张图”可视化管理，通过空间叠加分析与智能研判功能，为重大项目选址提供科学依据，减少环境扰动并节约投资成本，提高了数字化管控的精准性。 （作者为贵州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充分认识和把握党在全过程人民民主中的领导地位和作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朱昔群 《人民日报》（2026年03月05日 第 17 版）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治理之所以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很重要的一条经验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坚持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建议》提出：“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中国国情、植根中国大地、具有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伟大政治创造。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要充分认识和牢牢把握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作用。党的领导是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根本保证，贯穿于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的全链条、各领域、各环节，确保人民当家作主得到全面落实，必须始终坚持、全面加强。 党的领导是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根本保证 中国共产党在全过程人民民主中的领导地位和作用，有着深刻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 马克思主义民主政治理论的必然结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批判资本主义民主虚伪性的基础上，擘画了无产阶级民主的蓝图。马克思主义认为，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就是要建立真正属于人民的民主。社会主义民主作为新型民主，其本质是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然而，人民群众实现当家作主，不能自发完成，必须由先进的无产阶级政党来组织和领导。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指出：“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这表明，争得民主、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权，是无产阶级政党的首要任务。社会主义民主是绝大多数人的民主，必须有无产阶级政党的坚强领导，才能确保民主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防止其蜕变为无政府主义或被资产阶级重新利用。利益表达和利益综合，或者说代表性，是所有政党的重要功能。人民民主只能由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党来领导和推动。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因此能够在错综复杂的利益格局中，有效整合社会各阶层、各方面的意志和诉求，凝聚起国家治理的强大合力。全过程人民民主正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将马克思主义民主政治理论与中华优秀传统政治文化、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伟大创造，确保了民主的人民性，避免了西方民主的资本游戏和政治秀场弊病。 中国百余年人民民主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历史发展展示的不仅是经验教训，还包括历史规律。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史，是一部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谋求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历史，也是一部不断探索和发展人民民主的历史。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将“人民当家作主”作为矢志不渝的价值追求，在领导革命、建设、改革的过程中，始终坚持走群众路线，形成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根本工作方法。从革命战争年代的军事民主、工农民主，到抗日根据地的“三三制”民主政权建设；从新中国成立后确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根本政治制度，到建立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波澜壮阔的历史表明，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人民当家作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民主的建立和发展。党的领导与人民民主内在统一，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和保障人民当家作主。 新时代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必然要求。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一个强大的政治核心是国家保持发展与稳定之间平衡的必然要求。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党的领导是全面、系统、整体的，必然包括对民主政治的领导。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充分发扬民主”。党的领导是确保全过程人民民主始终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的“指南针”，是激发全社会民主活力、促进民主实践不断深化的“助推器”，是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挑战、维护国家政治稳定和社会安定的“压舱石”。在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中，党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能够有效防止出现群龙无首、一盘散沙的局面，能够克服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掣肘和内耗，将民主的价值和理念转化为科学的决策、高效的执行和有力的监督，从而实现过程民主和成果民主、程序民主和实质民主、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人民民主和国家意志相统一。只有坚持党的领导，才能确保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各个环节环环相扣、形成合力，构建起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民主政治格局，使人民当家作主更具体、更深入、更有效地体现在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党的领导在全过程人民民主中的具体体现与制度保障 党对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领导，通过一系列科学、完备的制度安排和具体的运作机制，具体地、现实地体现在治国理政的全过程和各方面。 党对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领导通过根本政治制度和基本政治制度得以实现。党对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领导，首先体现为一种制度化的领导。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是党领导全过程人民民主最重要的制度载体。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党的主张经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党组织推荐的人选经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政权机关的领导人员，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在国家工作中得到全面贯彻和有效执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为民主协商提供基本制度框架。党通过政协这一专门协商机构，与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和社会各界人士就国家大政方针和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进行广泛协商，广纳群言、广集民智，实现科学决策、民主决策。此外，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也都是在党的领导下，保障特定区域人民和基层群众行使当家作主权利的重要制度安排。 党对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领导贯穿于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全链条。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一个完整的链条，党的领导作用体现在这个链条的每一个关键节点。在民主选举环节，坚持党管干部原则与人民依法选举相结合，通过酝酿、协商、推荐等方式，确保选出的人民代表和国家机关领导人员既忠于党和人民，又具备履职能力，从而将党的领导和人民当家作主具体地统一起来。在民主协商环节，党是协商民主的倡导者、组织者和引领者。政党协商、人大协商、政府协商、政协协商、人民团体协商、基层协商、社会组织协商，都在党的统一领导下有序开展。例如，在“十五五”规划起草过程中，党中央坚持开门问策、集思广益，通过网络征求意见等多种形式，广泛听取社会各界意见，生动践行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协商精神。在民主决策环节，坚持民主集中制，将党的领导融入重大决策的全过程。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立法规划、重要法律草案等，均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按程序报请党中央批准或向党中央请示报告。这套程序确保了重大决策既符合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又体现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实现了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在民主管理环节，党通过广泛的组织体系和群众工作网络，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依法管理国家事务、经济文化事业和社会事务，将党的领导力转化为社会治理效能。在民主监督环节，党领导和支持人大、政协、监察机关、司法机关等依法履行监督职责，同时支持和保障人民群众通过各种渠道对权力运行进行监督。例如，建立国务院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制度，就是党中央加强人大监督职能、确保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服务的重大决策部署。 党组制度是党在国家政权机关中发挥领导作用的关键机制。为了保证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在国家工作中得到贯彻落实，党在中央和地方国家机关、人民团体、经济组织、文化组织和其他非党组织的领导机关中设立党组。党组在本单位发挥着“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的核心领导作用。以立法工作为例，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在立法议程的制定、重要法律草案的审议、立法工作中重大分歧的协调等方面扮演着关键角色。一部重要法律草案在提请常委会会议审议前，往往由常委会党组会议进行研究讨论，对其中的重大原则和关键条款达成共识；对于涉及重大体制和政策调整的复杂问题，党组及时向党中央请示报告，待党中央明确方向后，再继续推进后续的法定审议程序。这一机制确保了立法工作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确保将党的主张和人民的意愿精准地转化为国家法律。可以说，党组制度是实现党的领导与国家机关依法履职有机统一的“转换器”和“连接器”，是党在全过程人民民主中实施具体领导的重要制度保障。 进一步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推动全过程人民民主不断发展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新时代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取得了丰硕成果，彰显出强大的生机与活力，深刻改变了中国的政治生态，也为世界政治文明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不断提高党领导民主政治建设的能力和水平，让人民当家作主焕发出更加绚丽的光彩。 持续深化对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规律性认识。坚持三者有机统一，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必须牢牢把握的核心理念。坚持党的领导，是为了更好地实现人民当家作主；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和核心，必须在党的领导下实现；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式，为党的领导和人民当家作主提供法治保障。三者不是割裂的，而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我们必须不断深化对三者内在统一关系的认识，在思想上真正做到融会贯通。同时，要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分析和解决我国民主政治建设中的实际问题，加快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民主话语体系，理直气壮地讲好中国民主故事，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坚持理念先行，通过加强理论武装和宣传教育，引导全党全社会深刻理解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科学内涵和重大意义，为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凝聚最广泛的价值共识。 不断健全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制度体系。加强党对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领导，必须不断完善党领导人大、政府、政协、监察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武装力量、人民团体、企事业单位、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社会组织等制度，确保党在各种组织中充分发挥领导作用。进一步健全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机制，完善党中央对立法、司法等工作中重大问题的领导和决策程序。优化党组在国家机关中的设置和运行机制，厘清党组议事决策范围和程序，确保党组既能有效发挥领导核心作用，又能充分支持和保障国家机关依法独立负责、协调一致地开展工作。在决策机制上，完善党委（党组）议事规则和决策程序，将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集体讨论决定作为重大决策的法定程序，提高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法治化水平。在执行机制上，强化党的组织体系在贯彻落实决策中的枢纽作用，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政令畅通、令行禁止。在监督机制上，以党内监督为主导，推动人大监督、民主监督、行政监督、司法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等各类监督有机贯通、相互协调，形成常态长效的监督合力，确保民主实践不走样、不变形。 不断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坚持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也是人民民主的重要体现。要不断健全党内民主制度，进一步拓宽党员参与党内事务的渠道，以党内民主的更充分发展，引领和推动全社会民主风气的形成和发展。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应对风险的能力，善于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善于使党组织推荐的人选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政权机关的领导人员，善于通过国家政权机关实施党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完善党员干部联系群众制度，畅通和规范群众诉求表达、利益协调、权益保障通道，确保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落实到国家治理的各领域各方面。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是支持和保证人民实现当家作主。只有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不断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才能把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优势和特点充分发挥出来，为“十五五”规划的顺利实施，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目标的顺利实现提供坚实可靠的政治保证。 （作者为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研究员）

公益福彩 善行天下 扶老 助残 救孤 济困 《人民日报》（2026年03月05日 第 16 版） 2025年，中国福利彩票共销售2085.77亿元，筹集公益金609.89亿元（计提数），公益金筹集率超过29.24%。自1987年创立至2025年底，中国福利彩票累计销售32568.12亿元，筹集公益金9724.22亿元（计提数）。 数据来源: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