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志微阅读】银行业“去内卷化”协同治理逻辑

近年来，在我国银行业面临利率市场化深入推进、结构调整以及市场竞争压力的背景下，“内卷”现象在商业银行系统内逐步演化为一种常态化的竞争格局。这影响了商业银行自身高质量发展，制约服务实体经济质效。要突破这一困局，必须从系统设计层面入手，推动监管、考核、技术和区域金融生态的协同改革。

本文指的“内卷”是商业银行在存款端、贷款端以及中间业务端为保规模、保份额、保指标而采取价格竞争、规模扩张、同质化产品、促销激励等行为，使得竞争效率下降、盈利能力受压、系统资源配置偏离实体经济服务本源。从整个银行体系来看，这种竞争表现为高频的存款促销、贷款低价扩张、理财产品同质化发售以及渠道、人力、资源投入加密等。机构在完成季度、月度指标时倾向激进策略，而非长期价值提升。从实体经济服务视角看，这种行为模式容易导致资源配置效率下降、客户关系疏离、盈利能力弱化。

存款端：高息揽储、期限倾斜与负债成本抬升。在存款端，商业银行为争夺客户资金、扩大负债规模，大多采用“高息揽储”的方式，伴随期限结构倾向短中期和大额集中，导致负债成本上升、期限错配风险加大。一是从利率表现看，部分银行为稳住存款规模和竞争地位，对部分大额定期存单或结构性存款产品给予优惠利率或专属利率，在负债端的吸储竞争并非全部遵循标准利率体系，而存在“高息突破”空间。二是由于时点考核仍然存在，有银行选择对部分重点客户用期限较短的大额定期产品集中吸储，或通过营销优惠对特定客户提升利率来“冲时点”，造成资金集中于短中期限，资金稳定性减弱、流动性风险上升。三是虽然“高息揽储”行为受政策压制，但部分银行为追求吸储规模仍可能提供定制化产品，甚至变相补贴，违规与中介合作返点等，引发银行间负债端价格战。

贷款端：低息竞争、利差压缩与风险下探。在贷款业务方面，银行为获取客户、扩大贷款投放量、提升市场份额，很多采用贷款利率下探、让利承接大型项目等方式，导致风险隐患及盈利下降，竞争转化为“价格+服务+规模”的复合竞争格局。一是银行为有的优质大型客户提供低于市场报价的贷款定价，贷款结构呈规模优先倾向，并通过各类途径让利补贴。二是在绩效考核导向下，贷款更多偏向大客户、大项目，忽视中小微、绿色创新等高风险高回报群体。不仅仅是定价上的竞争，更是一种以“规模扩张、市场份额为主导”的行为模式。三是贷款审批与服务机制的竞争日益激烈。为抢占优质客户，银行推出“快速审批”“弹性定价”“提前放款”服务，以提升获客能力。但该类服务往往伴随更低收益率，也为银行风险管理带来压力。

中间业务端：产品同质化、激励驱动与销售导向。在理财业务及中间业务端（包括财富管理、代理销售、托管服务、交易服务等），“内卷”表现为银行理财产品趋于保守、结构高度重叠、创新动力不足；销售链条则受激励机制驱动，导致频繁促销、短周期达标等。

一是银行更加依赖规模指标、销售指标推动中间业务增长。尽管银行理财子公司陆续设立，但多数推出的产品仍为固定收益类型，结构相近，收益差异小，投资者可选择性较低，产品同质化趋势明显，竞争压力加大。

二是在销售行为方面，为实现中间业务收入，完成绩效考核指标，银行理财销售人员常以销售额、客户数、资金规模作为激励指标，而忽视客户适配性、产品匹配度和长期关系维护。此种行为在竞争环境中因追求短期达标而加剧，以“批量发行”“促销优惠”为手段来获取规模。

三是银行为完成中间业务增长目标，很多将资源和人力投入到“容量扩张”而非“价值提升”上，从而导致中间收入增长乏力、客户黏性下降、产品创新不足。

商业银行体系的“内卷化”并非孤立的竞争失序现象，而是制度结构、组织激励与技术路径等多重因素长期耦合的结果，是金融机构在高约束环境下自发演化出的次优竞争状态。宏观层面的盈利压力与监管约束共同作用于制度环境，使得创新容错空间受限。在此基础上，组织层面的绩效体系与薪酬结构将短期目标具体化为行为激励，推动员工与中层管理者在指标导向下形成“高频达标”行为。市场层面的同质化竞争则进一步放大这种行为取向，使得价格与规模竞争成为最易实现的战略手段。技术与数据要素的路径依赖又固化了这种短期逻辑，提升了转型成本，形成“制度刚性—行为异化—技术锁定”的内生循环。制度越刚性，组织越倾向于短期行为；组织越短期化，市场越同质；市场越同质，技术越趋向维护性投资；而技术路径越锁定，制度调整的边际效果就越弱。

银行内卷循环的自我强化，具有普遍性、持续性与结构性。银行业内卷的生成机制并非源于个别银行的策略选择，而是一种多层嵌套的系统性反应。在宏观经济增长放缓、利率水平下行、监管趋严、技术路径碎片化等综合约束下，银行体系的理性选择空间被压缩，各层级主体在不同维度上采取了局部理性但系统低效的竞争行为。这种系统性内卷不仅削弱了银行业整体的创新动能，也扭曲了金融资源配置方向。

组织行为与激励机制视角：绩效考核体系强化短期规模主义，形成了“目标替代”与“激励扭曲”。尽管多数银行近年来陆续在考核办法中引入了“高质量发展指标”与“客户关系维度”，但考核重心仍未摆脱“规模优先”的惯性。根据代理理论与组织行为学研究，当绩效体系过度依赖可量化指标（如季度新增存款、当期贷款余额、理财销售额）时，员工与中层管理者倾向于追求“指标完成”而非“价值创造”。考核体系的高频化、任务化使得一线人员在竞争中采取高息揽储、低息放贷、促销理财等短期冲刺策略，导致行为理性逐渐让位于绩效理性。这种“绩效目标替代”已经成为内卷的直接行为机制。

同时，薪酬与晋升机制也强化了短期激励。大量实证研究表明，管理层与营销人员的收入结构中，短期绩效奖金占比较高，与长期激励（如股权、延期薪酬）之间的比例严重失衡。这种薪酬结构导致一线业务人员在有限时间内集中释放资源，以实现短期目标，而忽视长期关系经营、产品创新与风险控制。组织文化的短期化演化为“高频竞争—能力耗散—再短期化”的循环逻辑，使得银行整体能力建设受到侵蚀。

此外，绩效体系的重构还面临数据可得性与定量化难题。比如，创新项目、绿色信贷或数字化转型成效往往具有滞后性和定性特征，难以纳入统一考核模型。部分银行尝试以创新立项数量或客户满意度作为评价指标，但由于缺乏统一行业标准与外部评估机制，评价结果难以在薪酬与晋升体系中兑现。最终，考核体系在形式上更新，实质上仍服务于短期规模目标，形成了“激励扭曲的制度惯性”。

市场竞争结构层面：同质化业务格局与规模导向型竞争。我国商业银行体系以存贷款业务为主，产品创新难度高、监管限制多、客户重叠度大，市场呈现明显的寡头竞争结构。根据中国银行业协会2025年年度报告，全国商业银行资产集中度（CR5）超过45%，而主要业务结构（存款、贷款、理财）在不同类型银行之间差异有限。理论上，这种高集中度与产品同质化并存的格局会诱发“边际收益递减下的价格战均衡”，当所有竞争者都在争夺有限的客户群时，价格竞争成为最直接且最可控的手段。银行间的竞争因此陷入“囚徒困境”，每家银行都明知降价会损害行业利润，但出于防御性动机又不得不参与。

2025年以来，存款利率持续下行、贷款利率进一步压缩至历史低点，正是这种竞争机制的体现。在理财领域，同质化竞争尤为明显，理财收益率区间高度重叠，创新产品比例不足。当产品差异化不足时，银行唯有通过营销频率与销售激励来扩大规模，从而进一步陷入“越卖越卷”的循环。

银行业的“内卷”实质上是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制度激励错位与技术协同不足共同作用的产物。破解这一困境，必须在高质量发展的新范式下，构建制度、市场、组织与技术多维联动的协同治理框架。高质量发展并非单纯的稳增长或规模扩张，而是以效率提升、结构优化、创新驱动和风险可控为核心目标的系统性转型。推动银行业由“量的竞争”向“质的共赢”的跃迁。应从制度设计、绩效治理、市场结构优化与技术生态协同四个维度入手，通过重新平衡“稳健监管”与“创新激励”的关系，优化组织内部激励约束机制，提升行业差异化竞争能力并推动数据与技术共享，逐步走出“低效率均衡陷阱”，实现金融体系的高质量发展。

监管制度协同：建立“审慎监管+激励容错”双层机制。监管制度是银行业行为边界的决定性因素。过去的监管逻辑以审慎管理为核心，强调防范风险、控制杠杆和保持稳健，但这种以“安全性”为唯一核心的逻辑，在创新驱动与数字化转型阶段显现出适应性不足。高质量发展要求监管体系从单向约束型向“双向激励型”转变，在防范风险的同时，通过正向激励机制鼓励创新与差异化竞争。

一是建立“审慎监管+激励容错”双层机制。2025年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已提出在系统重要性银行之外，对创新型业务给予差异化资本占用政策，这是监管激励化的重要信号。未来可进一步扩大“创新监管沙盒”的适用范围，将绿色金融、普惠信贷、数字人民币应用、金融科技赋能等新领域纳入试点，以“有限豁免+动态评估”的方式，提高制度包容性。

二是强化监管透明度与政策可预期性。监管政策的稳定性是银行战略调整的前提，监管部门可通过“政策信号窗口”与“前瞻指引机制”提前公布政策调整方向，降低银行决策不确定性。或推行“事前沟通备案”机制，对创新产品先备案、后核验，有效降低合规摩擦。

三是推动跨部门协同监管机制。当前，银行业务的边界正日益模糊，金融控股、互联网平台、供应链科技企业等主体交叉经营，传统分业监管已无法匹配市场融合趋势。应建立跨部门信息共享与风险联动平台，实现监管数据互通、风险早识别和政策共评估，从而减少监管重叠与政策套利空间。

绩效与治理协同：重塑以价值创造为核心的考核体系。银行组织内部治理机制的优化是“反内卷”的关键支点。银行内部考核体系长期以规模与速度为导向，导致激励结构短期化、行为功利化。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重构绩效逻辑，将考核重点从“增量扩张”转向“价值创造”，从“指标导向”转向“战略导向”。

一是建立基于风险调整收益（RAROC）和长期绩效的评价体系。根据毕马威2025年对中国银行业绩效治理的调查，采用RAROC作为主要考核指标的银行，净资产收益率稳定性较行业平均水平高0.3个百分点，风险调整后的绩效指标能够有效平衡收益与风险、规模与质量。

二是完善长期激励与延迟兑现机制。国内上市银行中长期激励计划覆盖率远低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长期激励不足，使员工与管理层的风险偏好过度短视。应当逐步引入“滚动激励机制”，将部分奖金与未来三年的业绩表现绑定，强化长期导向。

三是强化治理结构的透明性与责任传导机制。内部治理要从“任务驱动”转为“目标责任驱动”，即明确各层级在高质量发展中的权责边界。银行可通过设立“战略考核委员会”取代单一的绩效考核部门，由董事会直接监督战略执行与资源配置，以防止考核体系异化为短期数字游戏。

四是推动组织文化转型。银行文化长期偏向风险规避与行政执行，高质量发展阶段，需要在文化层面植入创新、协同与客户价值导向。组织文化转型并非口号，而需通过人力资源体系重构来实现。例如，实施“全生命周期客户经理体系”，通过考核客户关系存续时间与综合贡献度，推动从短期销售到长期关系经营的文化转变。

市场机制协同：构建差异化与协同化的竞争生态。银行业内卷化竞争本质上源于市场机制失衡与同质化战略选择。破解“价格战”困境，需要通过制度设计与市场机制调整，使银行在不同赛道上竞争、在生态体系中合作，实现“分工有序、竞争有度”。

一是推动差异化监管与分层竞争机制。应根据银行的资产规模、区域属性与风险承受能力建立分层监管体系。例如，对大型商业银行实施稳健性导向，对城商行和农商行实施发展性导向，对数字银行和专业化银行实行创新性导向。在监管资源有限的情况下，通过差异化准入、考核和激励机制，防止不同层级银行在同一赛道重复竞争。

二是完善利率与风险定价市场化机制。当前银行业净息差持续下行，价格竞争已触及底线，要推动银行通过风险定价而非利率定价进行竞争。人民银行于2025年4月启动“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市场化深化改革试点”，提出在LPR报价中引入风险调整系数，为差异化定价提供政策空间。

三是构建行业协同平台，减少重复投资与资源浪费。在数据服务、支付结算、客户身份认证等基础性环节，可由行业协会牵头建立共享平台，实现非核心业务资源共用。

四是加强政策性金融与商业金融的互补协作。政策性银行在服务国家战略领域具有资源与信息等优势，应通过风险分担基金等方式，为商业银行提供创新型业务的风险缓释机制，从而释放商业银行的创新动力。

科技与数据协同：重塑金融科技生态基础设施。技术创新的核心价值在于赋能效率与连接生态，而非单一的技术叠加。破解银行业内卷，必须推动金融科技由“点状应用”向“系统协同”转型，构建统一、开放、可互认的数据与技术基础设施。

一是加快国家级金融数据基础设施建设。形成“国家级金融数据交易平台+地方分中心+行业节点”的三级体系，以解决数据孤岛问题。商业银行应积极接入国家金融数据平台，实现跨机构数据可用不可见的共享模式，提升行业整体数据复用率。

二是推动开放银行与API标准化建设。监管部门应统一开放银行标准，建立数据接口安全评估制度，并推动主要商业银行开放特定业务接口，以促进金融生态互联互通。

三是完善金融科技监管机制与创新试点机制。建议在全国范围内推广“监管科技+创新沙盒”双轮驱动模式，通过实时数据监测与动态评估，实现风险可视化、创新可容错。

四是建立银行间科技协同与创新联盟。通过行业协会牵头，组建跨行共享的技术平台和算法模型库，共享客户标签体系、反欺诈模型、风险预测算法等“非竞争性技术资产”，减少重复建设。比如，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正在推动的“AI模型共享联盟”已吸引多家银行参与，成为银行科技协同的突破口。

区域与产业协同：以地方金融生态优化支撑“去内卷化”。地方金融生态的优化是银行高质量发展的外部条件。地方政府、产业集群与银行体系之间的良性互动，是破解区域性内卷的关键。

一是建立区域“金融—产业”协同机制。地方政府可通过产业引导基金、风险补偿基金等形式引导金融资源向新兴产业、高端制造与绿色项目集中，减少信贷资源在传统领域的重复竞争。

二是推动政银企数据互通，降低信息不对称。在风险可控前提下，地方政府可与银行共享企业纳税、用电、用能等数据，构建动态信用画像。

三是强化区域金融协作机制。地方金融监管部门可建立跨行风险信息共享与联合授信平台，避免银行在同一客户或项目上重复竞争。比如，浙江、江苏、广东等地的“区域联合授信试点”已初步实现贷款利率、授信额度和风险定价协同，成为遏制地方性价格战的制度创新。（编辑：时磊 时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