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宏：伊朗战局与全球经济的代价｜经济观察

自2026年2月28日美国、以色列对伊朗发起联合军事行动以来，中东地区已陷入持续二十余天的高强度对抗。截至3月23日，战火仍在蔓延，毫无缓和迹象。尽管交战各方在军事实力、战略资源与国际影响力上存在明显差距，但战局的实际走向和外溢影响，早已超出任何一方的掌控。回顾2022年爆发的俄乌冲突可以发现，在深度互联的世界中，现代战争的破坏力绝不会被封锁在战场或区域之内。地缘对抗会沿着全球化脉络，迅速与能源命脉、金融结算、航运网络、通胀预期及社会心理剧烈共振，最终裂变为难以掌控甚至难以逆转的系统性冲击。

当前的伊朗战局虽同样起源于历史积怨与现实地缘矛盾，也同样引发了区域供应链紊乱和能源危机，但由于中东在全球能源网络、海上大动脉和欧亚地缘枢纽中无可替代的“心脏”地位，这场冲突对世界经济底层运行逻辑的冲击，必然将超过此前的俄乌冲突以及其他区域性战争。

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国际权力体系正被一种新的“战争逻辑”重新塑造。其最显著的特征在于战争启动容易，但收场极难。即便是实力占优的一方，也很难通过军事手段实现决定性胜利，反而往往会被拖入更广泛、更持久的冲突循环，并由此承受不断累积的战略失衡。

如今的伊朗战局，正是这种“易开难结”逻辑的深刻体现，并在近期美伊双方围绕停火条件的博弈中展露无遗。据3月21日消息，美国经由多个斡旋渠道，曾向伊朗抛出一份条件极为强硬的停火方案，其核心要求包括“零铀浓缩”“全面废核”“限制导弹计划”“接受严格外部监督”以及“停止支持地区代理力量”等。若从伊朗的国家安全逻辑出发，这些条件几乎等同于要求其主动解除战略威慑、放弃长期安全筹码。

而伊朗方面则在3月22日作出针锋相对的回应。据伊朗媒体援引匿名官员说法，伊方也提出了六项停战条件，包括保证战争不再发生、关闭美国在中东的军事基地、由“侵略方”支付赔偿、结束地区多条战线冲突、为霍尔木兹海峡建立新的法律体系，以及追责相关反伊朗活动参与者。若从美国及其盟友的角度看，这些条件同样不具备现实可接受性，因为这实际上触及了美国在中东长期维持军事存在和地区主导权的根本利益。

核心利益的南辕北辙与战略互信的彻底归零，决定了双方当前的“互开天价”绝非为了坐上谈判桌，而是意在未来的消耗战中塑造于己有利的舆论叙事，并对敌方施加心理高压。对伊朗而言，这场战争已经是关乎政权安全、国家尊严和战略生存空间的存亡之战；对美国而言，这场冲突同样牵动地区威慑信誉、盟友信心、国内中期选举成败以及全球战略格局。一方无法承受被彻底削弱甚至消灭，另一方也难以接受战略退让。在这种“彼此都输不起”的结构中，任何一方都很难过早示弱。更棘手的是，一旦冲突进入这种高强度僵持状态，各方为打破僵局，往往会更倾向于采取更具象征意义、同时也更具风险的行动，包括打击对方核心基础设施、民用能源设施，甚至试探扩大核威慑的边界。

战场上无法取得的筹码，谈判桌上同样不可能凭空获得。任何一场高烈度冲突的终结，往往都意味着至少一方，甚至双方，在战场、经济或政治承受力上遭遇了难以继续维系的重压，进而被迫调整既有战略目标。从当前局势看，无论是美国还是伊朗，都尚未真正触及足以迫使其作出实质性妥协的“临界痛点”。也正因如此，当前战局已经不是一场可以轻易结束的危机。

首当其冲的，是全球经济面临的再通胀甚至出现滞胀的风险。伊朗局势升级对全球宏观经济最直接的冲击仍然来自能源链条。随着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加之周边油气生产设施频繁遭受实质性冲击或处于潜在打击阴影之下，国际能源市场的风险溢价迅速抬升。布伦特原油价格近期持续突破每桶100美元关口，欧洲天然气基准价格也再度显著上行，日本国内汽油零售价更是突破1974年以来的纪录高位。毫无疑问，这一轮能源价格飙升正在打断全球原本逐步趋缓的通胀进程。

但比能源价格上行本身更危险的，是由此引发的政策困境。从近期全球“超级央行周”释放出的信号看，包括美联储在内的主要央行，对新一轮输入性通胀风险都表现出明显警惕。这意味着，市场此前普遍期待的降息节奏很可能被迫延后，全球经济不得不在更长时间内承受高利率环境的挤压。然而，问题在于传统的紧缩型货币政策工具主要针对的是需求侧过热或货币超发，但面对由地缘冲突、运输风险和供给中断所推动的能源型通胀，央行维持高利率的效果有限。可是如果过早转向宽松，又可能导致通胀预期重新抬头、政策信誉受损。于是，全球经济将被迫陷入一种最糟糕的泥沼：通胀因能源危机而死灰复燃，而实体经济和投资活动却在央行维持的高息压迫下加速失温。从最新数据来看，美国2025年第四季度的经济增速已被大幅下修至0.7%，经济降速超过预期。如果这种“通胀上行、经济下行”的错位局面持续下去，全球经济恐将再次坠入“滞胀”深渊。

某种意义上说，历史正押着与1973年石油危机相同的韵脚走来。而最大的不同在于，今天的世界经济比上世纪70年代更高度金融化，尤其各国政府的债务规模已不堪重负。可以说，通胀实际上是在与全球金融风险“赛跑”，而货币政策这根指挥棒稍有不慎，引爆的将不仅仅是经济衰退，更可能是一场更大的全球债务违约与系统性金融风险。

第二，能源安全将加速推动全球制造业分工与产能的洗牌。俄乌冲突已经证明，一场地缘危机可以迅速改变工业成本，进而影响一个地区的产业命运。欧洲，尤其是作为经济火车头的德国，其制造业的持续衰退就是最典型的例证。自切断廉价俄罗斯天然气以来，德国制造业遭遇了结构性重创，其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曾一路跌至38.8的极度收缩区间，且至今仍未能重回50的枯荣线上。同时，德国工业产出较战前水平下降逾7%，化工、金属、机械制造等高能耗行业深受重创，巴斯夫（BASF）、汉高（Henkel）等欧洲制造代表企业陆续将部分生产线迁往北美与东亚地区，导致德国经济近年来持续运行在衰退边缘。

如果说俄乌冲突是引发欧洲“去工业化”的第一波震荡，那么当前的伊朗战局无疑将掀起一场波及更广的全球产能迁徙。除了原油和天然气，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正在直接威胁全球甲醇、尿素、硫磺等关键化工原料供应，并影响日韩、东南亚等外向型制造经济体。在此压力下，一些能源资源密集型产业会更明确地“用脚投票”，寻找政局稳定、能源来源多元、基础设施完善且内需具备规模的区域作为新落点。在愈发脆弱的全球供应链中，哪个国家能够依靠自身的战略定力维持能源供应的稳定与价格的优势，就能在这一轮产业迁徙中获得最强“引力”。虽然工业产能的转移是一个缓慢的物理过程，但趋势一旦形成便具有极强的惯性，较难发生逆转。过去四十年支撑全球经济繁荣的那个“高效分工”的宏大叙事，正被地缘威胁引发的能源焦虑完全打破。 

此外，接连爆发的地缘动荡和能源危机，将让各国更加深刻地意识到传统化石能源在地缘博弈频发环境下的极端脆弱性。相比之下，新能源的本地化部署特性（风能、光伏、储能体系乃至新能源消费品等）将成为各国降低外部依赖的新抓手。这不仅会极大地刺激风光发电、储能设备等基建投资，更将全面加速新能源汽车等消费终端对传统燃油体系的替代。在这个意义上，新能源产业已不再仅仅是“环保减碳”的工具，而是对冲地缘不确定性的能源战略与安全产业。

第三个层面的冲击，来自国际资本对“安全资产”定义的重新审视。过去几年，中东一度成为全球资本竞逐的重要新兴舞台。特别是在地区国家主动推进经济多元化的背景下，中东一度被视为兼具流动性、政策红利与增长想象力的“投资绿洲”。例如，沙特通过“2030愿景”持续推动主权基金扩张、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旅游与科技投资，吸引了大量国际金融机构和产业资本参与；阿联酋则凭借开放的营商环境、低税率、自由区制度和国际化法律框架，特别是迪拜和阿布扎比，逐渐发展为连接中东、非洲、南亚与欧洲的重要资本枢纽。然而，此次战争爆发后，沙特Tadawul指数、迪拜金融市场指数等均大幅回落超过10%，阿布扎比证券交易所亦创下去年底以来最大周跌幅。市场反应表明，一旦地缘冲突突破可控边界，资本对中东资产的风险定价便会迅速重估，资金由中东流向美元资产以及部分亚洲市场的迹象明显增强。

在这一轮资本流动中，美元的核心地位再次得到强化。面对中东局势升级、能源价格扰动和全球市场波动，资金依然首先涌向美元现金、美债和短期票据。但问题也恰恰在于此：当下支撑美元的已非绝对信心，而是其无可替代的流动性深度。当美国自身也面临债务狂飙、滞胀抬头和战略收缩等多重挑战时，全球资本在危机时刻依然只能回流美元，更说明在当前的国际货币体系中，真正具备避险功能的“安全资产”仍然稀缺。与美元形成对照的是黄金。理论上黄金应当受益于避险情绪，但事实恰恰相反。其价格从2月底的每盎司5380美元一度跌至3月23日的每盎司4100美元附近。这再次证明黄金更多是法币信用受损的对冲工具，而非对地缘风险的直接保护。尤其在极端冲突状态下，黄金受制于运输、清算、储备流通等现实约束，其流动性避险功能远不如想象中安全。

在这种背景下，人民币资产的相对稳定，开始受到更多关注。伊朗战局升级以来，人民币汇率相较多数新兴市场货币表现更稳，这是由中国较低的通胀水平、相对克制的宏观政策节奏、完整的产业体系等共同支撑的。对于部分主权基金、官方机构和长期配置型资金而言，人民币资产的吸引力在于能够在美元体系之外提供一种波动相对可控的配置选择。严格来说，人民币距离全球主导性安全资产仍有明显距离，但作为亚太区域内的“稳定锚”与美元资产的补充项，其地位正在边际上升。此外，在黄金和美股承压的阶段，作为虚拟资产代表的比特币一度从约6.3万美元左右反弹到7.5万美元，这说明似乎有一股力量在投资者担忧通胀、供应链和地缘风险时开始试探性地把比特币当作一类“非主权、可跨境且可以提供宏观对冲能力”的新资产来进行战略配置，也就是所谓的“地缘对抗时代中立资产”新叙事。总体上，这场关于“安全资产”的重新定义，正是地缘金融时代新秩序的前奏。

这次伊朗战局本质上是在俄乌冲突之后，地区安全格局持续震荡与全球秩序深度调整共同演化的必然结果。面对这种地缘动荡逐渐常态化的新时代，我们的社会科学与智库研究要更加深刻地明白，过去几十年一度盛行的某些解释框架，已经越来越难以有效回应现实。全球化不仅没有消除权力竞争，反而在某种程度上让能源、技术、航道、金融基础设施和关键资源，成为更具杀伤力的战略工具。当这些要素被重新纳入“国家安全”范畴，经济运行就不再只是价格和供需问题，而是越来越深地嵌入地缘政治逻辑之中。

我们这一代人成长于全球化黄金时代，习惯用效率优先、自由贸易、分工合作等概念理解和解释世界。但面对当下日益复杂的外部环境，必须以更强的问题意识更新知识体系，转向更具现实解释力的地缘政治经济学视角，并将以下变量融入分析框架中：第一，地理与通道控制权。例如霍尔木兹海峡、红海航道、苏伊士运河、马六甲海峡等全球经济的“主动脉”。在地缘冲突频发的背景下，谁能影响这些节点，谁就拥有改变全球物流成本的能力，通道安全本身已成为国际竞争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二，关键资源禀赋与能源安全结构。石油、天然气、粮食、稀土、铜、锂等资源的分布并不均衡，而能源价格和供给稳定性又直接决定工业竞争力、财政稳定性和民生承受力。未来国家间竞争的底层，不只是技术竞争，也将是资源配置和安全保障能力的竞争；第三，制度可信度与政治稳定性。在地缘冲突频发的时代，一个国家是否具备稳定的政策环境、连续的产业支持体系和足够的社会承压能力，将越来越直接地影响其吸引资本、留住产业和抵御冲击的能力；第四，文明差异、社会结构与地区认同。很多外部观察者习惯用单一的现代国家逻辑去理解中东，但实际上，宗教派别、历史记忆、民族认同和区域权力结构，往往对冲突演化产生深远影响。忽视这些深层变量，就很难真正理解局势为何反复陷入“看似意外、实则必然”的升级循环。

校对｜李   征 

排版｜许梓烽 

初审｜覃筱靖 

终审｜冯箫凝